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倒台，堪称二月份以来最精采的中共政治宫廷斗争，但不仅事实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两人也音讯全无。新加坡学者薄智跃分析，中共处理方式有许多瑕疵，甚至多处违反党章、侵害人权，期待薄桉可成为未来政治改革的起点，但是对十八大人事应该不会影响太大。
政治大学国关中心昨举行「中共十八大精英甄补与政治继承」研讨会，针对近来高潮迭起的薄熙来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薄智跃逐字推敲每份官方声明文件，认为其中暗藏玄机。
薄智跃认为，薄熙来(专题)于四月十日「停止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但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党纪处分里，并没有「停止」职务这项；此外，原本该是地方人大的职权，但中组部越俎代庖，迳自免去王立军(专题)重庆市副市长的职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一条；也违反了《宪法》七十四条「非经许可，全国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加上薄、王两人至今下落不明，「人大代表的权力是否受到保障？」
而在薄桉发生后，薄熙来已确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无缘，薄智跃认为应不会加剧高层权力斗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和立认为，九名常委仍将由太子党、共青团和其他派系「三分天下」。
政大东亚所所长寇健文预测，目前「入常」竞争包含习近平(专题)与李克强在内，还有张德江、刘延东、李源潮、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张高丽、汪洋及孟建柱，呈现十一人抢九席，「几乎人人有奖」；不过，若常委人数由现在的九人减至七人，将会出现激烈竞争。
从「薄熙来事件」看大陆经济政策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日前被中共当局正式停止其党职，并予以立桉调查。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则因涉嫌杀人罪，被移送法办。该事件着实震撼了大陆政坛，并引起海内外的热烈议论。鉴于「薄熙来事件」的来龙去脉中，也包含着经济面的深层因素，该事件对大陆经济政策的影响，值得加以深入探讨。
薄熙来近年在重庆主政期间，以高调进行「唱红打黑」，并推行「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薄熙来被视为当今大陆「左派的代表性人物」，而事实上也有一批思想「左倾」的文人，大造舆论以追捧薄熙来以及他在重庆的施政路线，并由此衍生出了名噪一时的「重庆模式」之词。
薄熙来在重庆市的经济及民生政策，虽然目的也是在快速发展地方经济、追求民生的普遍富足，和其他省市当局的施政目标并无二致。但是薄熙来的主政手法却是很特殊的「大包大揽」型，即由重庆市当局充分主控当地国有企业，及全市土地、金融等资源，以公权力直接介入相关的营运及交易活动（如有名的官办农村土地交易所），由此掌握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再以此为筹码，去兴建公租房、济助经济弱势者、补贴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等。重庆市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超过1兆元人民币，高居全大陆各省市的第4位，显示该市官方掌握的经济实力，相当惊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重庆市当局对社会基层商民的慷慨分配及补助，是薄熙来被戴上「左派」帽子的重要原因，也使薄熙来得到大陆社会上一批人的支持。众所周知，大陆社会当前的贫富差距非常凸显，分配不公的问题备受议论，部分民众亦有明显的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昔日在重庆高举民生大旗、强调分配的施政手法，在大陆确有一批支持呼应者，也可说该种政策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如今虽薄熙来已倒台，但上述的施政路线，对大陆整体经济及民生政策，仍会继续发生潜在的影响。也就是说，未来仍会有一批民众，热切期盼大陆当局在政策上侧重分配及偏厚民生。这种现象，无关薄熙来个人的宦途浮沉，而是大陆社会现势下的一种「客观现实」。大陆中央无论何人主政，都要面对及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那麽，大陆未来的整体经济政策该如何加以因应呢？若用简单化的「想当然耳」思维，则可说相关政策应该多一些「左派」成分，以安抚部分经济弱势民众的心理，进而防止未来再出现另一个薄熙来式的「左派追捧」人物，来抢占「左倾政策」的市场。
事实上，这种「以左攻左」的政策手法，在当今情势下是行不通的。因政策之左倾，只能安抚心怀不满的民众于一时，长期却会严重挫伤大陆经济的根基。这项根基，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平稳较快」发展的动能。这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大陆持续努力了20年才达致的成果，当然中共主政当局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捍卫它。
这条政策路线的最大优点，乃是可以按照市场规律和供需法则，去激发全民的经济创造力，扩大社会财富规模。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了，当局要根本解决民生问题或分配问题就相对容易。因此，大陆未来的经济及民生政策，应首先检视「社会化创富机制」是否已臻健全，如果还有什么缺失的话，要加以补强。其中，国有大企业垄断利益、商场交易仍有政治权力介入干预等问题，都要放在里面上去检讨及解决。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头去走「公权力包揽」的左派路线。
日前大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面，痛批大陆银行业靠垄断地位赚大钱，并主张开放民营资本进入该行业，以打破垄断。这样的政策思维，即颇有助于大陆经济进一步的良性发展，但最好其能成为一种全局性的改革方针，以实行到经济、产业、市场的方方面面。如此必能为最大多数的商民带来实惠，而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也将因此而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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