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是器重的。虽然邓小平在全面整顿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决议，标志着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又一次被排除了。但毛泽东对待邓小平始终是持留有余地的态度，以便使事物还可以有新的转化。毛泽东在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后，开始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内部，由几位政治局委员对邓小平进行“批评、帮助”。继而，又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一直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在作出中共中央4月7日决议前，毛泽东仍提出，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表明毛泽东虽然认为邓小平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与自己看法不一致，但并不是反对自己，因此，他总是希望邓小平能够“改正错误”，在统一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基础上“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由于毛泽东在晚年始终未能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一直深陷“文化大革命”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再加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歪曲事实，汇报假情况，上报种种经过他们肆意歪曲的假材料，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谁在实际工作中触及“文化大革命”这个“禁区”，谁就会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晚年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探索”、被认为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在毛泽东看来，“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谁如果被认为是反对或否定“文化大革命”，那就必然会轻则受到批判，重则被彻底打倒。邓小平正是因为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实际上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因而导致了第二次被“打倒”的命运。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力之争”，也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唯一存在于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要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一个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唯此而已。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把邓小平打成“全国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并对以天安门群众运动为中心的全国性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到处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收缴所谓“反动诗词”，逮捕参与过反对“四人帮”活动的人民群众。仅在北京市，截至6月17日，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的全力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000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共拘捕群众388人。至于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四人帮”除了借追查所谓“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大施淫威以外，还把魔爪伸进了军队。“四人帮”借清查天安门事件中的人和事，派出工作组进驻二炮领导机关。张春桥及其党羽在高级干部会上说：“二炮送的花圈最早、最大，挂得最高，是影响最坏的一支部队!”叫嚷要清查所谓“黑后台”，逼迫二炮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令抓人。张春桥还质问二炮司令员：“你们二炮为什么送花圈?为什么不抓人?你们为什么不批邓?”二炮司令员巧妙回答说：“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正当二炮司、政、后、技机关多数同志都在外地拉练，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和悼念仪式，大家回到北京后，趁清明节编送了花圈，表示隆重的悼念!清明节又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祭祀日。”由于二炮的领导同志顶住了压力，保护了同志，使“四人帮”大为恼火。与此同时，二炮司令员于3月下旬在二炮通信部的一次讲话中，重申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和领导班子存在“软、懒、散”的问题，重申仍要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要秘书拿来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继续学习。这件事被人反映上去，成了二炮司令员抵制“运动”、搞“复辟”的“罪证”，把二炮领导同志说成是“复辟势力”、“还乡团头子”，上上下下搞得乌烟瘴气，二炮领导同志也被批斗。由此，二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出现的新局面也急剧恶化起来。
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但是四五运动所体现出来的亿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力量，却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四五运动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将永远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载史册，永垂青史。
对于1976年春天清明节前后爆发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在1987年10月作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实验过一段。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就在“四人帮”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甚嚣尘上之时，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领导干部，仍然表示了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坚决支持的态度。
1975年8月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的老资格外交家王炳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态度，反映了老同志、老干部的普遍心声。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奉命举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王炳南在会上传达了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作了动员讲话。但他的讲话与其说是动员“批邓”，还不如说是为邓小平评功摆好。王炳南说，因为邓小平工作做得多，所以头上的“辫子”也多，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头发一样，很容易被人揪“辫子”。他还说，现在报纸上批判“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希望他不要走，希望他再回来嘛！与会同志对王炳南语意双关的讲话心领神会，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在当时形势下顶风逆浪说出这样的话，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的。然而，言为心声，不吐不快。即使会被人“抓小辫子”也要一吐为快，这就是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风骨。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虽然第二次被“四人帮”打倒了。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邓小平永远是打不倒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历史的发展虽然会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却犹如黄河九曲，终归大海一样，是任何力量也抗拒不了的……
对于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他曾经号召在各个领域主持工作的同志，要有“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精神。关于再次落难后邓小平的思想状况，经常与他朝夕相处的女儿毛毛在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作了如下谈话：
父亲的最高德行是“善于忍耐”。
越王勾践铸造的剑中间柔韧、两侧锋利，柔韧锋利兼具的剑是为战胜对手。同样，刚强韧性兼具是为应付险境。父亲的品德在这两方面尤为突出。
国外有人评价我父亲：他拥有一个最高的德行----善于忍耐。在非常年代里，父亲被打倒的时候，除了忍耐，他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最好是忍耐。有时要忍受你不能忍受的东西。忍耐是一个人获得精神平衡的基础。他第一个妻子难产死亡，孩子也夭折了；第二个妻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政治上他经历三起三落，晚年大儿子因他致残，他都忍受过来了。毛泽东曾让汪东兴转达给父亲一些话，其中就有：要忍，不要着急。
病中的周恩来也曾问他：“态度会不会变”，父亲坚定、明确地回答：“永远不会”。这是他们置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上至官宦，下至黎民，在人身不由己的时候，只能忍耐。现在我理解了他在著作中说的“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还有他在历经磨难后说的“永不翻案”。他能跟毛泽东保持联系6年（1966至1972年），就为实现复出这一愿望。他第二次复出了，但又被打倒，这次他视为人生最后一搏，置个人生死、家庭于不顾，对他认定正确的事情死不悔改。
坚韧确实是他的最高德行。要说明的是，父亲不是天生就善于忍耐。党内斗争的激烈、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坎坷，改变了父亲的天性。我曾听邓妈妈（邓颖超）说，你爸爸年轻时可不是这样的，爱说爱笑，他最大的变化是不爱讲话了。大革命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伯伯、邓妈妈住楼上，父亲、张锡瑗妈妈住楼下，邓妈妈说，经常听到这对小夫妻高声谈笑，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上，巡捕森严的租界地里，这笑声给人盼头。刘英妈妈也证实父亲年轻时的活跃。李富春叫爱说爱笑的父亲“小弟弟”。
不议国事，父亲的习惯。“老爷子，聊聊天呀”。我们有时跟他套近乎。“有什么好聊的”，他就这样回绝我们。他从不对我们说他过去的事，问他，往往是：“有什么好说的”。他一星期也没几句话。我妈妈跟他相反，活跃开朗笑口常开。我们的性格像我妈妈。我常常想，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像父亲这样的性格大转变，是非常环境扭曲了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曾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
小平同志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坚持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地为真理而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他“几落几起”，在党内不止一次受到过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处理，曾被指责为所谓“错误路线的头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等，甚至受到错误处分。但是，小平同志坚持真理，坚信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保留自己的正确意见，同时忍辱负重，遵守组织纪律。1976年在小平同志蒙冤后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我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在谈到前两年的工作时，他说：“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坚决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全面整顿，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做法是没有错的，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作了再一次被打倒的准备。”小平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博大胸怀，确实令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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