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悦、朱红军／1月15日20时30分，薄一波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平静地合上了眼睛，告别人世。从不轻易给人题字的前总理朱镕基曾送给老人一幅画，朱镕基在这幅一直挂在薄居所客厅的画上题字：“九十已过，百岁可期。”
阴历正月初五是薄一波的生日，而享年99岁的薄一波离他的百岁寿诞并不遥远。吊唁活动在离中南海不远的解放军305医院举行。宋任穷、胡乔木等领导人均曾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岁月。
吊唁厅位于医院的后方，幽静肃穆。薄一波的照片放大后，布满了整个候见厅和画廊，人们经过时，仍能看到他的微笑。吊唁厅里播放着《国际歌》和《在太行山上》，太行山是薄一波早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17日晨8点开始迎客，一位解放军将领在门口迎宾。进入305医院的胡同排着长队，多数是车牌为京V和WJ的车辆。薄熙来、薄熙成作为儿女代表出现，而部分儿女没有在现场出现。
门口摆了上百个花篮，敬献者包括邓小平遗孀卓琳、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等。年迈的老人们，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走进吊唁厅。元老之后参与吊唁者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等伟人之后。
很多挽联上都称呼薄一波为“伯伯”。“那批开国元老，现在只剩肖克了。”一位1930年代即在薄一波麾下的生前知交感慨道。从1925年入团入党算起，薄一波参加革命81年有余。81年的传奇经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辉煌、挫折和新时代。
薄一波，山西定襄人，仪表堂堂，身材魁梧。在开国这批党的高级领导人里，身材最魁梧的要数他和毛泽东。1943年11月，薄一波到达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两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毛泽东接薄一波到枣园的住处谈话。毛见到他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一语成谶，“如履薄冰”四个字成了他一生从政经历的写照。“薄一波和邓小平一样是几上几下的人物，他谨慎为政，重大事项不轻易表态，字斟句酌，这也是跟他坎坷的经历分不开的。”他的生前知交、一位正部级退休官员告诉本报记者。然而，和很多中共早期优秀人物一样，薄一波也曾是意气风发、大器早成的青年领导人。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山西时和阎锡山的斗智斗勇。薄一波早年参加革命，领导过山西的学生和工人运动，1929年起，在天津、唐山和正太、平汉铁路沿线地区指导兵运工作，发动士兵暴动。1931年在北平被捕。1936年，当他一跨出监狱大门，阎锡山便派人请他回山西“共谋保晋大业”。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薄一波说：当时，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选中了我。
因形势需要，共产党决定任命薄一波为公开的山西省工委书记，派他去山西做统战工作，这才立即回到山西。他根据党的决策，与具有联共、反共、抗日、妥协两面性的“阎老西”巧妙周旋，成功地拽着对方一道抗日。
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身份，作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务秘书而主持该会的工作，而且，很快掌握了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盟会领导权，把它改造成了中共领导下的深入山西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又利用阎锡山扩大军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心理，创建了相当于50个团建制的新军，用阎锡山的枪支把他们武装起来，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人手里。
1945年春夏之交，在中共七大上，薄一波被选为中央委员。在酝酿中委、候补中委名单时，本来薄一波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当时，有人觉得薄一波是从监狱出来的，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毛泽东听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37岁的薄一波顺利当选七届中央委员。
然而薄一波并非就此一帆风顺，他那段牢狱经历在30多年后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波折，也成了他一生的难解之结。在1931年4月和6月，由于叛徒告密，薄一波和几百名领导干部、党团员一道被捕。除少数获释外，一些人因为自愿或家属动员，以发表“反共启事”换取自由。
薄一波和另外很多人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提出要“红旗出狱”。他的一位生前好友告诉本报记者，“据我了解，他在草岚子监狱表现得很坚定，从没动摇过。他们还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曾组织绝食七天。山西省委原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评论薄一波说，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
1935年底，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大量干部被捕，工作几乎无法开展，有人建议，让尚在监狱坚持狱中斗争的共产党员履行个手续出狱，以解决干部问题。刘少奇同意这个意见，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批准了报告。“后来有人指摘他，‘还有人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你薄一波为什么签。实际上这是中央的意见，而且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了。”上述薄的朋友说。
但这一历史还是灾难性的，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这一经历成为薄一波等人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案”的罪证。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被打倒。经周恩来批准，薄一波偕同夫人胡明前往广州“避风”。薄一波夫妇抵达广州不久，造反派就跟踪而至，并强行把薄一波带回北京继续批斗。
薄一波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活下来，不过活得很艰难。”“开头是些红卫兵娃娃对我搞逼供，那还好对付，”他说，“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当‘叛徒’，我说我没有当叛徒，倒是杀过叛徒。于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上政治课，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告诉他们，我的历史毛主席最清楚，问问他就行。”“文革”结束后，1977 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
不久，与“六十一人”案件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薄一波最终平反与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密不可分，正是他组织了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调查，并向中央报告。1978年12月，薄一波平反。薄一波从秦城监狱甫一出狱就找到前述知交，把他叫到国务院一招的住处，详谈了几个小时。
“薄一波在狱中，对外界很多情况不知道，让我告诉他。建国后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他有他的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比如他在和我的长谈中也承认土改中他和刘少奇都犯了一段极左的错误，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再比如，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快速过渡到集体化，搞斯大林那一套，他是反对的。”“心中有见解，但处事比较周全，历经坎坷，终得善终。”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说。知交还透露，“老人之后30年里很少提及“文革”经历。
1980年，72岁高龄的薄一波兼任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要求他当机械工业的“秦始皇”，期望他在改革上做出成绩。1983年9月和1987年11 月，薄一波先后两次担任邓小平和陈云的助手和政策决定的贯彻者，并担任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中顾委的历史作用是使得开国元老逐步退出一线，并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时局的作用。
陈威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做顾委副主任，但主持的事情却是全党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包括人事工作，一直在核心圈周围。在党内德高望重，许多事情都是他来主持的。他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超出他的职务的作用。”陈威回忆说，十二大决定成立顾问委员会，薄一波被调去做副主任，小平是主任，当时一起的有许世友、李维汉等，他主持常务工作。他承担了许多一线不方便做的事情，给中央当参谋和助手，包括十三大的人事安排。
从1983年到1987年，中共党内开始“整党”工作，薄一波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主任是胡耀邦。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杨德山说，19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发生了一些事情，薄一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与邓小平、陈云保持一致。陈威说，在中顾委的撤销问题上，他也是主张撤，并且主动去说服其他老同志，拥护邓小平的决定。十四大中顾委解散的会上，会都开了，他还在劝说一些老同志，终于达成了共识。
1992年，中顾委结束历史使命。卸任后的薄一波，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将主要精力放在著书写史上。在人们的记忆里，从屏幕上见到薄一波也仅有两次：一次是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之际，薄一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充分肯定；另一次则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中，薄一波神采奕奕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文章中提道：“薄老晚年一方面担任中央党史小组的领导工作，一方面从事党史的研究和著述。”中央给薄一波的著书事业予以很大支持，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有时候还从中央党校等单位借调人力。一位曾被薄老“三顾茅庐”邀请做写作班子负责人的老干部回忆说，“薄老承诺给提供很好的条件，一是只要他批条子，中央档案馆任何材料都可以调看；二是当时的中央书记处领导答应大力支持，要调什么人进写作班子都行；三是中央在玉泉山专门给薄老辟出三栋房子，写作组的负责人可以把家人接来同住，安心著述。”
1988到1993年，薄一波写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从1949到1966年，近80万字。揭示高层决策内幕的回忆录在当时比较少见，尤其是谈到了一些当时党内的分歧，比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加快手工业改造问题上的得失等。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等，本书对此没有回避。陈威曾参与主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编写工作，追随晚年薄一波十余年时间。
他告诉本报记者，十三大之后，薄一波在一线的工作量也少了些，自己也下定决心来完成这部重大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中央是有文件批准的，中央档案馆也给了重大的帮助。“这个事情也只有他有资格做，没有他的身份和资历，不好弄。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关注，可以说这个组直接受到中央的重视。”陈威说。现在这本书成为党史界研究的依据之一，几乎涵盖那段时间所有重大的事件。
1996年，薄一波的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出版了上卷。下卷的编写工作一直在进行，但因为种种原因现在仍未出版。储仲君(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94年被指定参与薄一波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写作组，得以与晚年居于玉泉山的薄一波有一段长达数年的交往)
他晚年住在玉泉山，孩子们周末才来，平时就一个人，有时女儿从美国回来住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花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和历史了。1994年1月，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薄老，他当时86岁了，满头白发，长长的白眉毛，就是民间所说的“寿眉”。1988年到1993年，他写了带有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文革”前17年最权威、最详尽的研究著作之一。
这本书完成后，他觉得还有许多事情和许多话没有尽述，想再写一本，但毕竟年纪大了，需要帮手。当时中央专门为他配备了写作组，写作组大约10人，因为涉及他在山西的经历，我被抽调参加。他当时住在玉泉山庄7号楼，我们写作组住在11号楼，每次我们去见他，他都站起来迎接，我们离开，他又坚持送我们出门。
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讲述，我们记录后再整理，上午9点开始，11点半结束，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他打趣说，我们这是名副其实的“九三学社”。他极其认真，有时，写了初稿后，他再一遍遍地改，有些甚至推倒重来。《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原来要写三本，第一本已经出来，第二本也已经写好，并且开印，后来因故没有出来。
他也有委屈，有些委屈也没来得及说出，现在他走了，也不可能说了，恐怕有些人对他有误解，他本来想写一写，说一说话，后来考虑到时机问题，就错过了。老人很机敏，记忆力惊人，年轻时的事情甚至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这种机敏在政治上就是敏感，对“文革”以及批斗刘少奇他其实早有预见，他当时和我们谈了很多。
对自己“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次数，他都记得很清楚，每次经历都记下来，斗了他136次，审讯了206次。那个时候，几个人抡着他的手脚从床上往水里扔，是家常便饭。他自己也说不清关在什么监狱，只记得中间转了很多次。在困境里，他非常倔，且坚定，你可以说他就是个“死硬派”，偏要活下来，所有给他吃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浪费，掉在地上的米粒都捡起来。
他的房间从这头到那头就七步，他就自己给自己编了个七步操，边走边想着锻炼身体，就是不让自己垮下来。到了1975年，四人帮想把他支到河南南阳，他不肯，坚持留下来。粉碎四人帮后，他还没被解放，才有些绝望，但即便那种情况下写给孩子的信，还是很真挚，很动人，没有一句不合适的话。
他为人最大的特点是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他最显著的例子是与阎锡山达成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搞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山西后来成为抗日期间最早也是最大的根据地，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自己在回忆人生时，也很看重这一部分，将其比喻成围棋中的术语“手筋”，意思是最要紧最关键的一步。但遗憾的是，这一块的贡献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评价。
改革开放后，许多人有误解，认为薄老这样的老同志一定很传统，很保守，事实上呢？我举一个例子，我看到他1980年代初对“傻子瓜子”作出的批示，“市场活跃并不失为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在搞经济上确有显著成绩，其中允许私人(个体)雇工带徒弟经营是个很重要的成功，对此我们应总结经验，使个体经济合法化，要定出更合理的法规来。”
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很不容易，阻力非常大。看到材料后面批评雇工人数多的时候，他又批了一句，“雇工多了，是违背政策，但促进了经济发展，又符合政策。” 薄老还讲过另外一件事，1980年代，他到美国波音公司参观，看到停机坪上只有两架飞机正待交货，就问陪同的美方人员，飞机这么少，货取走了，岂不是没有了。对方解释，我们是定单生产，定一架生产一架，不然就积压资金了。
薄老很感慨，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我们以前搞计划经济动辄就超额，这是什么计划经济？他参观回来后，对国外的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人为导向来发展经济的做法非常赞同。1996年老人家得了一场大病，肠胃出了问题，当时情况危急，后来总算恢复了。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好，这场病之后就长期住在玉泉山七号楼。
2006年4月，发现牙不好了，吃东西不好了，他的病就是从口腔开始的。薄老一直相信协和医院，有什么病一般都到协和医院去看。薄老的爱人在文革中去世，女儿当时赶到火化的地方，听到火化工人说，景况好惨啊。关于死因，至今仍不得答案，但薄老晚年从来不提此事，我们也不好多问。
晚年去看他的人比较多，阴历正月初五是他的生日，我在的那几年每年都很热闹，国家领导人都会去看他。老人不喝酒，不抽烟，喜欢穿中山装，从不穿西装，也听京戏，有一次出去，看看北京，转了半途，说不看了，他对老北京的许多建筑和特色的消失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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