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涉及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一事，被中共中央以“涉嫌严重违纪，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为由，免除其市委书记并停止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交由中纪委立案调查。这一中共高层的人事变故已被外界统称为“薄熙来事件”。
薄熙来事件的猝然发生，再一次把中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推到了海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有舆论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风波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从目前各方面情况来看，中共并没有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应对的准备。王立军今年2月6日“私自进入”美领馆至4月10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对薄熙来“立案调查”的决定，官方直接提及王立军、薄熙来的发言只有5次：重庆市政府2月8日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接受休假式治疗；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领事馆滞留1天，称有关部门正对此调查；同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是偶然个案，问题已获解决；3月2日，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受访时回答，王立军因接受调查不出席会议；3月14日，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首次以中共高层身份表态：“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随即，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及王立军被免去重庆副市长职务。4月10日，官方在宣布停止薄熙来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时，则配发了一篇新华社关于公安机关决定复查英国公民尼尔•海伍德在重庆死亡一案的报道，提示海伍德死于他杀，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犯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以上是至今中共官方在薄熙来事件上所给出的全部权威信息，共约八百余字。
与此同时，中共一如既往高规格、大范围启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求是》、新华社等官方喉舌围绕事件频频发声，要求全国官民领会中央果断决策的政治勇气和法治精神，呼吁同中央保持一致；而地方大员、党政军警亦纷纷表态支持，赞誉中央“体现了处理突发事件和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官方区区800字的有关信息发布，其中真正涉及王立军、薄熙来违纪事实的部分更凤毛麟角，却能营造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全党上下一条心”，这一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以往突出政治的年代的那种戏剧性场面。
事实亦然，这种官方营造的氛围不仅未能有效地消除杂音，反而激起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恐慌心理。这种结论、指责远远多于事实的官方舆论，对许多本来就心存疑问的观察人士和普通民众非但未能解惑，反而激发他们对这种带有“文革”和“六四”事件后迂腐宣传作风的反感情绪。
我们相信，这种因舆论管理方式所带来的客观后果并非中共初衷。一段时间以来，对薄熙来事件的披露，中央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表现出不再讳疾忌医的姿态，并认识到透明管理舆论的必要。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进步。
然而，这些进步并不足以扭转当局给人留下的过于意识形态化、原始落伍、粗糙僵化，甚至是专制的印象。中共意识形态部门仍然需要从薄熙来事件的舆论管理中吸取教训，认真反思。对中共来说，必须认识到，在今天这个时代，隐瞒和封锁资讯不再有效，民众不需要硬性教化的思想灌输。他们反感言论管制，需要更坦诚、透彻和平易近人的现代沟通方法来获悉事情本来的真相。
我们理解中共对用全新方式管理舆论的担忧，尤其是权力交接之前的敏感时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共更应该对新事物和突发事件能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态度和能够正确应对的政治自信。
对于执政的中共而言，如果想要在薄熙来事件上取信于民，就一定先要建立这种自信。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和坦诚处理真的就撼动了中共的历史功绩吗？未必！相反，如果中共能够借此机会建立起面对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体系，反而更有利于恢复重建党群互信。而任何忽视人民群众大众智慧的、自以为是的、傲慢的官僚主义作风，则会无谓加深人民对当局治国无能的错误印象。
就海内外民众对薄熙来事件的过度猜测与演绎，当局也更应该多在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苛责他人。既然中共高层到现在自己可能都还不完全清楚薄熙来事件的全貌，那就不要容不得别人去解读。中共应该想到，在开动官方机器铺天盖地要求“思想统一”时，再简单、普通的事情也会被赋予极大的政治含义。现今，对薄熙来事件的许多猜测与演绎也反映了民众对中共处理违法问题经常过于政治化，以至往往“以党纪代替法律”的反感，中共当警醒。现在，既然薄熙来事件已经发生，就应该让事件尽快昭示在“光天化日”下，而不是靠先造舆论，用影射、暗示、诱导等方式要求外界“领会精神”。这种过度的务虚势必给人猜想甚至予人口实，错误指责中共又在搞铲除异己的政治斗争。
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避免谣言的传播，在对谣言的处理上，将责任完全推卸给造谣、传谣者并不实事求是。谣言像苍蝇，苍蝇当然要消灭，但更重要的是要铲除培育苍蝇的垃圾环境。社会发展到今天，一方面要对唯恐天下不乱的造谣者依法制裁，一方面更需要改变管理舆论的思维，建设透明、开放的政治及社会环境，让民众真正看到国家的自信。其实，中共在以前处理SARS及动车坠落事件，已经有过用及时和透明的原则对抗谣言的经验。此次薄熙来事件如果只是涉及贪腐的刑案，与SARS及动车坠落事故性质没有不同。官方首先自己要有平常心，不要让普通的贪腐事件搞到又像赵紫阳式的路线斗争。
当然，必须看到，官员贪腐已经成为产生政治谣言的重要原因。而薄熙来事件更让腐败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甚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腐败，“创造性”地成为了新型的“政经腐败”，和高岗、陈良宇等相比，危险更甚。尤其是薄熙来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结合在一起，借助中共体制内的漏洞和形同虚设的权力监督来膨胀个人私欲，透过权力和金钱交换实现政治野心。这种行为正在造成中共内部深刻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纷争，中共必须以全新的思维和崭新的手段去逆转这种局面，才能够让事件不至于对自己产生过大的伤害。
中共还应该以薄熙来事件为契机，向民众坦诚揭示身处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为何非法积累如此巨额的财富而不被早发现、早处理；为何个人主义和政治独立王国能持续这么久而未得到纠正与制止，反而成为更为恶劣的刑事案件的保护伞；薄熙来背后究竟还牵扯哪些令人震惊的事情，有无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和利益相关方涉及到该事件。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真实。
应该认识到，一个腐败与黑暗、行事迂腐且封建教条、墨守成规的政党，根本不可能带领中国在包括经济的诸多领域内取得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在海内外的政治形象并未随着实力的强盛而得到普遍的赞誉，历史的阴影依然阻碍着对这个政党的客观评价。
人们需要看到中共对外展示它无论在舆论管理还是预防贪腐方面具有釜底抽薪的气魄，能够证明自己不再因循守旧。也希望透过薄熙来事件的公开、公正处理，能够看到这个政党在与时俱进地走向法治，在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风气。这是中国持续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解放思想”，邓小平在三十多年前以此将中国引上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应该时时以此自省，永远不要让它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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