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几年，中国西南一个重镇重庆以“重庆模式”异军突起，有如一粒星火要推向全国之势，仅仅是一种善意的实验和摸索么？不是，因为它轻车熟路地具备了有来历，而且在新的年代新内容的干货。
一
任何国家治理都会有一定的模式，即举国模式，其模式都含有一定的“干货”----实质性的东西，这也不是按我们“姓社姓资”的习惯划分可以了断的。纵是社会主义，也有民主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的区别。选择民主或专制，半民主或半极权（界与民主和专制之间一种粗线条表述），在精神向度上可分为面向未来即向前看，或面向过去即向后看，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统治者谁也不愿承认自己在促退----向后看，都要以漂亮的辞藻为托词。唯有或短或长的社会实践可检验之。像美国华盛顿时代订的民主体制的法律在今天的美国也管用，说明其“干货”表里如一，上下且遵照执行，也就能超越年代，当然具备向前看的精神属性。以20世纪苏东----也包括我们中国----的建国实践，是打着革命旗号向后看的，表里分裂，此路难以为继，于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苏东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出现并积累了诸多问题，人多有不满，也就有人重温毛模式的诸般妙处。政治威权至上，经济和社会----乃至个人生活都在权力的操控之中，大权力操控小权力，社会充斥匮乏和恐惧，此便是毛模式的干货。这种社会形态下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多，但都与权力有某种关系。因为权力充满变数，具体的既得利益者也浮沉不定，但“为人民”、“革命理想”、“阶级斗争”这些道德制高点的动人词句不会少，而越积越多。这正好成了重庆模式漂亮包装。
短短三几年，中国西南一个重镇重庆以“重庆模式”异军突起，有如一粒星火要推向全国之势，仅仅是一种善意的实验和摸索么？不是，因为它轻车熟路地具备了有来历，而且在新的年代新内容的干货。
二
在王立军出事后不久的3月中旬，我写了一篇《牌座倾圮，牍坊（模式）树起》的随笔，文中我写道：
我坚持认为，就是表达良好心愿的唱红，所传导的，仍是重庆模式的自我定位，说到底是政治大佬张扬其政治抱负的重要标志。树立牌坊是政治大佬进入更高政治层面的终南捷径，当然也是其人的政治创举，或者叫政治作为。由辽宁而重庆，既是夯实牌座（模式基础）廓清牌坊（模式）的过程，也是牌座倾圮但牌坊不倒即牌坊抽象化耸立的过程。这多富有高华研究的“红太阳升起”的意味啊。
在数十年反复渲染反复强调反复过滤的正面宣传（比如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毛思想或毛模式得以确立，许多诡谲的、阴暗的、上不得大雅之堂的权谋算计----一拨拨亲密者都遭到无情的清洗，一个个曾经的础石即牌座被决然抛出，废弃不用，此一幕幕都被忽略和压下不提了，而“红太阳”升了起来，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胜利者无罪，历史是为胜利者书写的”，用最传统最不客气的“卸磨宰驴”的说辞也不足以解释这种神秘高深的政治运作，这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或政治经验。
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准革命年代封闭时代的政治产物。
当时代翻开新的一页，国家机器的许多部件按现代国家的建制要求（与世界接轨）已焕然一新，基本设施却没有改变。有的大佬（不论年龄多寡）可以西装革履，满嘴GDP、全球贸易一类与世界接轨的新字眼，可他们内心深处，轻车熟路地从“红太阳升起”寻找政治成功的秘密，并紧锣密鼓地悄悄实践，在他们看来是一条费力最少成本最少的成功之道。
重庆模式的坚硬却腐朽的内囊不断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我这篇文章虽未发出，可我像许多人一样继续关注着重庆模式是如何开张，又是如何崩塌的。我生活在南方的小县城，时闻重庆模式的风声水响，也听到身边一些人对薄的赞誉，这些口吐赞辞的人并不是贫穷的“民粹”，而是自己和家里都吃得开即生活优越的县中层干部，他们有公务员身份，出有公车、握有一定的招待款，算得上是社会红人，却欢迎重庆模式来“均贫富”，这就反映出，颇得改革开放实惠的国家公务员仍不满足，看到一些暴富速富的成功人士耿耿于怀，而他们习惯从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里讨生活，必定缺乏现代化的思想精神资源，缺乏真正的法制精神，自然而然到毛思想里找武器，还有就是，秉承于毛模式的重庆模式与其说是依靠人民，不如说依靠干部，只要顺从，做干部的利益不会受损，只会加强，于是他们对重庆模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重庆模式从一开始就花巨资利用主流媒体进行各种层面的包装和推销，重庆人也得了若干好处，给各地不明究里的人以不小的感召力，但有几人看到了这样的“好处”（实惠）难以为继？亏空的真相一旦显露，就意味着这种不是靠生产，而是靠粗暴掠夺即黑打积累资金进行分配的方式能很快导致贫困。
重庆模式本质上就是全球化情境中文革的变种，如果普及到全国，在造成普遍的对政治权力的恐惧的同时，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兴无灭资，自然那些占有政治权力的人即使财产再多也高枕无忧。不过，他们没有想过，政治权力总是短暂的，总是由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这也难保他们下一次不被清洗，因为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就是基层的科层干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腐败的证据，都可“先定罪后找证据”。从此角度，我们便可看清，在我们国家，腐败泛滥的成因不在于搞市场经济，而是受既定政治体制培养的干部利用权力疯狂地攫取社会财富，如出事会被归于“时运不好”，但出事多而受罚的少----大多出事者最的转危为安。因此，干部既是此体制的受惠者，也是其受害者，更是此体制的推衍者。
这样的政治牌坊树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某一天被砸。不过，即使被清洗、踢出局、做检查，也要口口声声表态“这种模式就是好”。
三
重庆模式有“干货”。它制造民意，利用民意，驾驭民意，口口声声顺应民意，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这是“思想指导”层面上的干货，有点抽象，一般人体会不到。
今年年初，香港凤凰网登载过重庆“无意搞模式”（那位大佬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自我辩解的文章，这其实说明重庆模式遭到了越来越大的质疑，其糟糕的内囊正源源不断地显现，重庆虽花了如此大的气力和钱财在全国推广，还是底气不足。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重庆模式是有意为之的，含有肮脏政治目的。且不说这位大佬利用父辈和自己的政治资源运筹帷幄，且不说重庆“经济有××”、“武有王立军”、“文有××”，组织上有一套，就是在模式的具体运作上，都有分工和合作。
他们旗下聚集的一批极左派人士，其实也不是因理想而聚集。有证据表明，这些人之所以气焰嚣张，有恃无恐，一开口就判定对方是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并不是毛思想如何武装了他们，也不是他们出于纯粹的理想追求，而是得到重庆大佬的支持，这样的支持除政治支持，还有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把宝押在政治大佬能“上位”上，在他们看来，新的“红太阳”已从山城升起，势不可挡。这跟文革中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向上”的心理如出一辙。文革中的野心家追求的是政治利益，而他们不但要得到政治利益，更要得到丰厚的经济报偿----实际上他们早就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报偿。
有必要把重庆“干货”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重庆组织了专门的写作班子（如重庆日报的肖竹），相关文章大佬亲自把关。据说，重庆作家像当年的浩然，抢时间赶速度，以大部头作品阐述重庆模式，要在全国打响，目标争夺中国最高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
上面我说他们“底气不足”，但在分行业分门类的具体操作上，相关人士又底气十足。如果没出王立军事件，这一切皆有可能。由此----以争夺茅盾奖为例，就可看出在既定政治格局之下，权力施展的空间有多大，可看出现行体制下的各种评奖（评先、评模、达标）有着多大的天然局限，所评出的结果值得怀疑。平时重庆的权力者为之铺路（高规格高标准接待著名作家），急时对相关人士耳提面命，辅之以丰厚的经济实惠，于是重庆的文学以摘取国内最高文学桂冠，一下子窜到全国文学的前头，当然也佐证了重庆模式巨大的威力和魅力。为什么重庆不把同样国家级的“五个一”主旋律文艺奖视为争夺的目标？既能说明他们还具备一些文学内行的眼光，也说明所谓“五个一”主旋律奖就是“政绩奖”，谈不上具有多少真正的价值。幸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可以抵达的，否则重庆可以亮出争夺诺奖的高昂姿态，把重庆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们也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如邀请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到重庆一游）。
所以，我同意“重庆正在搞文革”的说法。
四
在新的年代运用毛的政治经验，自然有新时代的特色，21世纪10年代重庆推行毛模式，自然有着当下的时代特征，比如用现代传媒，用诱人的经济报偿，鼓励农民离乡离土“进城上楼”，反正有足够物质刺激的本钱（文革中受批判的薄一波“物质刺激”倒实现了），但我更想说的是，那位重庆政治大佬利用当下国家体制的常委分工制所形成的“政治空档”而快速地进行扩张，从而具备更有制摄力和覆盖力的实力，这也应视为重庆模式的“干货”。
从时代变革科学发展，实行常委负责制比一人独揽制是个进步，对发挥积极性推动工作----推动社会文明是个善举，但在总的政治情境和格局不变，也即照搬原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之下，常委负责制有可能成为“诸侯坐大”、“诸侯连横而称雄”的推进剂，或叫加速器。在这方面，重庆“乘势而上”已有一些时日了。
这种种事实说明，重庆以前说的“无意重庆模式”是谎言，何止谎言，更藏有不可告人的祸心，也说明“常委负责制”的局限或叫漏洞，说明政改的迫在眉睫。
政改----在全国更新治理模式，有个广开言路、激活思想精神资源、形成新共识的问题，同时对已经出现的诸如重庆模式“干货”进行清理，从思想和技术层面对现有体制进行必要的反思。
重庆模式引以为荣、为标榜的，是向毛思想----毛的文革思想汲取灵感。令人诧异的是，当年（比如1957年）毛“先定罪后审判”，毫无事实根据判定所谓“胡风集团”、“高饶集团”、“章罗同盟”、“彭周集团”等为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尤其是对“章罗右派同盟”，毛亲自捉笔，对其分析（如密谋策划于基层）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想不到毛是教了他的学生一手，现在由重庆模式----具体政治运作所坐实了，至少他们根据现实需要，要把重庆模式覆盖全国，就必须走此“华容暗道”。明明是右派的行径，却始终以左派自许，这就是重庆模式----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有现象。
诚如学者陈家琪说的，“文革”时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都经不起分析，而且想推理成什么样子就能推理成什么样子。（《愿作如是观•坚持一种微弱而又消极的声音》）重庆模式怂恿的乌有之乡就起到了这种马头卒的开道作用。这又佐证了“重庆正在搞文革”。这也是重庆模式干货的组成。
因而，对于重庆模式重庆事件，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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