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4月26日，是极为关键的一天，持续10天的学潮未退，中共党报又在头版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一锤定音将学潮定性为“一小撮人”幕后操纵的“动乱”，指运动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及部分高等学校的“非法组织”煽动起来的，从而达到计划政府和人民矛盾的目的。发文一经公开面世，旋即引起了各界震动。
时至今日，代表官方说法的《人民日报》定性“动乱”的初始动因何在，仍是一个难解的谜。有一种声音称，中共之所以如此定性，其实是借六四之机下猛药，避免更多不可控的抗议游行和动乱的发生。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迅速有效终止这场政治风波，还能保持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而事实证明，中共“一石二鸟”的策略并未在短期内收到实效，反而激发了更大的民愤。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各大院校便发动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亦促成继后的学运及绝食运动。这股民愤延长至6月4日，便演化为严重的流血冲突。时隔20年，六四民运人士联手发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白皮书》，就是要澄清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动乱”，要政府还历史一个公道。
将视角和参考系拉回到今时今日的中国，中共“止风波保稳定”的做法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这种意义体现在：其一，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恢复过来，需要握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旗才能少走弯路。其二，由于中共所推进的经济改革受到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相掣肘，使得经济改革自农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城市改革后便开始出现混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鉴于此，一旦不可预期的抗议活动发生，便可能给中国带来致命的一击。其三，随着西方国家的“介入”及各类揭秘六四真相说法的传播，中国还不得不要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内忧外患”的窘境也决定了其必然会以过激的动作来“快刀斩乱麻”，给中国未来的发展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
可能是迫于形势，抑或是中共缺少应对此类抗议的完善机制，故而导致了其“反其道而行”的做法。《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除了接踵而至的四二七游行、绝食潮、颁布戒严令、百万人上街、港人声援等一系列“蝴蝶效应”轮番到来外，本来处于“拭目以待”状态的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倾斜，致使最初的“动乱”定性转而被称作“反革命暴乱”。围绕稳定观之，这一倒戈民意的做法，无疑变相推迟了稳定大局的形成。
试想，如果没有当时力保稳定的做法，今天的中国或将是另一番面貌。但初始目的的合理性并不能作为手段可取性的借口。也就是说，即便中共当局是出于中国长期发展的考量，也不能抵消其在处理六四学潮中的过激行为。从这点上来看，如果中共决意道歉，针对的也主要是过激的行为，而不
会是六四事件本身。
套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见解，任何要将法条不经重新诠释就运用于管辖乃至威吓不同社会的人或不同时代的人的行为，都是一种“法律暴力”、“法律霸权”。援引在六四问题上，真正缺少的，或许也是一种结合时代发展做出的“重新诠释”。动乱也好，政治风波也罢，都是在当时特定时期做出的定性。经过23年的沉浸，历史事实不会自动变更，但公共的理解显然不同以往。“重新诠释”过后，中国或将少点民怨，少点受害者情结，多些理解和包容，多些理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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