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中国足球假、赌、黑”专案组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金晓光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就在此前一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谢亚龙受贿案。谢亚龙当庭翻供、自称曾遭刑讯逼供。此事在互联网和一些媒体上广为传播,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谢亚龙自称遭刑讯逼供
谢亚龙受贿案的审理,从24日9时开始,经过中午短时间休庭,直至21时10分才结束,但黑夜并没有阻挡来自各地的记者对此案的关注。几十支长枪短炮的镜头“目送”着押送谢亚龙的警车,离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24日上午,在法庭上,当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谢亚龙对检察机关起诉的12项罪名只字未提,而是表示:“我是在遭到了殴打、侮辱,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承认那些罪行的。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
谢亚龙说,2010年9月4日,我是被带着头套、反带着手铐带上火车的。坐火车的时候,办案人员就不停地打我。在之后几天的审讯中,我被办案警察灌凉水、打耳光,他们还电击我的心脏……
谢亚龙自称之前身体状况很好,但遭到刑讯逼供后,现在心律不齐,耳道出血。
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金晓光和他的妹妹谢亚梅也在休庭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谢亚龙多次被办案人员吊打、电击,身体状况非常糟糕。金晓光表示,我们已经要求对谢亚龙进行伤情鉴定。
公安机关否认刑讯逼供
25日,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本不存在谢亚龙所说的刑讯逼供问题,谢亚龙及其代理律师金晓光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办案人员向记者出示了2010年9月16日下午14时10分,谢亚龙入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上,“检查情况及结论”一栏注有谢亚龙体检时的体温、血压、脉搏等数据,并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并有谢亚龙本人签名。
一位参与诉讼的司法人员表示,公安、检察机关都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取得案件证据的,而且谢亚龙、蔚少辉都承认过这些犯罪事实。如今他们在法庭上无理翻供,我们将取消对他们认罪态度良好的认定。
辽宁省司法界人士认为,谢亚龙案件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多达几十份,所有的证人证言不可能都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合法性是可以相信的。当庭法官和公诉人要求谢亚龙提供遭遇刑讯逼供的证据时,谢亚龙表示,接受审讯时就我一个人,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
当公诉人询问谢亚龙为何不在检察机关侦查时讲清这些事实时,谢亚龙表示,我以为检察官也会打我,那时候就没有说这些。
专家就司法机关审讯过程提出建议
谢亚龙受贿案审理一波三折,当庭翻供成了许多媒体追逐的焦点。有关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谢亚龙曾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名人效应”,但更多地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司法机关审讯过程公开透明的期待。
辽宁省正元律师事务所主任、法学博士雷雨波说,绝大多数司法机关都能够秉公执法,可办案人员一旦受到指责,又舀不出证据进行反驳,其关键在于审讯过程没有留下音像资料。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司法机关让审讯过程公开透明目前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全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将审讯过程同步录像,但还只是停留在司法机关内部的规定上,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雷雨波认为,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同步录像技术手段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司法机关是否有这种理念,是否愿意去这么做。如果将同步录像等可以增加审讯过程透明度的一些办法列入相关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监督和执行,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司法机关起到制约作用,同时也可以证明司法机关审讯过程的清白,避免谢亚龙式的翻供。
律师递交谢亚龙遭逼供证据 希望法院别草率宣判
谢亚龙的律师金晓光今天中午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谢亚龙遭刑讯逼供的证据线索”,包括文字材料、电子文本材料。他希望法院不要草率宣判。与此同时,另一位足管中心原主任南勇正在450公里之外的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这位谢亚龙的继任者也难免成为阶下囚。
1997年由国家体委人事司进入中国足协担任专职副主席,至2010年1月被司法部门涉嫌受贿罪批捕,南勇在足管中心总共在位13年,这13年,中国足球的衰败痕迹极为明显。
然而,在这次反赌扫黑“收网”的庭审临近尾声时,球迷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假赌黑贪之乱并未因审判而结束,相反在法庭之外的足球圈中,大量违纪事实摆在球迷眼前,却不见中国足协的“雷霆动作”。
黑幕缩影借庭审展现
“南勇受到17项指控,其中10项与俱乐部有关,但南勇同时有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双重身份,完全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指控南勇是不妥的。”南勇的代理律师孙晓洋今晚告诉记者,“一部分指控本身不成立,还有一部分指控缺乏证据支持。比如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沈阳海狮曾送南勇40万元,但今天公诉方只提出了这一指控,却没有出示相关证据。”孙晓洋还提到,另有一项与山东鲁能俱乐部相关的指控,律师与公诉方拿到的证据截然相反。
公诉机关对南勇的17项指控,包括1998年至2009年南勇利用职务便利,承诺为俱乐部和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多家足球俱乐部和个人的人民币现金以及手表、消费卡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89962元。
无论律师关于“缺乏证据”的辩护意见能否被法庭认可,身为足管中心高官的南勇收受他人财物,纵容假球黑哨甚至有意识地鼓励假球黑哨的发展,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法律就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就等于没发生过。但从1996年联赛圈开始盛行‘打点’的风气后,这种事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几乎每轮联赛都有关系球。2000年一家甲A俱乐部一年的公关费大约是200万元,这还是稍微穷一点的私人俱乐部。”一位一直在网络上关注南勇庭审的某中超俱乐部官员今晚告诉记者,“从钱数上看,可能一个人受贿100多万元不算太多,但是这种事情把足球的风气完全带坏了。”
足坛反腐系列庭审是中国足球所有黑幕的最佳缩影----以金钱疏通关系,以关系谋取利益。当杨一民、南勇等足管中心高层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时,中国足协的形象、办事效率以及行业约束力自然无法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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