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通讯社与《中国评论》月刊4月17日举办《香港新特首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思想者论坛，邀请香港学者、政党人士及民意代表，就如何解决香港贫富悬殊和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论坛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讲座教授及杰出院士、前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主持，评论员包括前卫生福利局副局长、前梁振英竞选办公室副主任何永谦，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城市大学商学院经济及金融系副教授李巨威，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民建联副主席蒋丽芸，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北区区议员陈勇。
探讨一：香港经济面对什么主要矛盾？怎样平衡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
陈坤耀：感谢大家出席论坛。此次的主题很好，主要探讨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做到经济成果的均分及改
善民生。针对这个题目，我先讲讲自己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看来，新一届政府有意在产业政策和提供生产要素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香港政府奉为圭臬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一直被误解了。70年代的香港财政司夏鼎基先生提出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的概念，正确应该译为“积极性的不干预政策”，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所作为和干预，而政府如果遇到特别情况需要不干预的时候，则需给出理由。夏鼎基曾写文章解释何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但似乎未获官员的重视。
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第一，现任曾荫权政府提出发展六大产业，在座各位专家学者怎么看？要带动新产业发展，需要人才、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大家期望新政府做些什么？第二，地缘经济的问题，香港面对内地和东南亚，应该如何自处，怎样维持自己的优势，怎么做到“怀抱地区、面向世界”？第三，经济增长和财富均分，两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冲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改善民生？上半场大家可以概括地谈谈香港的经济问题，下半场可以就香港的产业发展政策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请大家踊跃发言。
吴秋北：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我认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善民生。香港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靠“四大支柱产业”（旅游、金融、专业服务、贸易），占香港近七成的GDP以及约六成劳动人口。但如今四大产业优势渐失，我们不能再依赖这些支柱，更不能只靠金融和地产支撑经济增长。香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化，急需做出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在金融海啸之后提出六大优势产业，包括检测和认证产业、医疗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及教育产业。可是，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进度并不理想。新一届政府必须要有所作为，推动产业的多元化，寻找新的经济成长点。
香港现在面对的矛盾是，经济成果不能惠及市民。以往相信“滴漏效应”，做大经济的饼，劳工基层能够受惠，但近年的经济发展，劳工基层却未能分享成果。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施政理念，“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在实际操作上已经变成自由放任的经济，当我们希望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被理解为希望政府亲自投资，这种思维很僵化。
从最新数字上看，香港2011年的GDP比2008年增长超过9%，但同期实质工资指数只增加了约2%，如果不是因为制定了最低工资，更可能出现负增长。
可见我们的经济成果未能惠及市民。另外，中大亚太研究所2011年所做的民调指出，过半数的市民认为现时的生活素质比回归前还差，可见施政理念会影响市民观感，执政者对此应该有所警惕。
我们工联会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一同考虑。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亦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顾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可见，政府必须首先从施政理念和方针上做出改变。所以工联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以就业为优先考虑。梁振英前两天到工联会，也提到优质就业和优质生活的问题，要因应地区的特色发展区域经济、桥头经济，这也是我们工联会所强调的。
过去政府在劳工政策、福利政策方面表现逊色，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均未做好。在首次分配方面，要让劳工从经济发展中分享成果，订立最低工资之后，还需要标准工时作为配套。在再分配方面，要透过社会、福利政策保障基层生活，提供安全网，制定社会政策时要考虑社会流动的因素。发展经济与民生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零和游戏，很多研究都表示，改善民生，有助于营造和谐社会，对营商、投资有利。
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十分清晰，回应了香港社会的需求。我建议新政府上任之后，立即着手处理与民生相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应尽快着手制定长远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尽早凝聚社会共识，加快落实速度；另一方面让市民对未来重拾希望和信心，有助团结社会和缔造和谐。
陈坤耀：吴秋北提出产业多元化的问题，其中障碍和困难是什么，是资源所限、优势所限，还是政府政策所限？我们还要思考，为什么香港经济成长得这么快，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70年代，香港通过就业降低了坚尼系数，为什么现在经济成长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深究。
蒋丽芸：我同意吴秋北所说的“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我认为，政府未来应该着重做两件事情：一是怎样把手中财富用到需要的人身上，二是如何发展本土经济。
市民感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问题出在财富二次分配上。很多财富聚在政府手上，政府却没有善用这些财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基层人士。比如上一次施政报告中，完全没有照顾到“N无人士”的需要，这些人没有公屋、没有综援、什么都没有，生活最艰难。政府的思维需要调整。
据闻一些工商界议员跟候任特首会面时，提出减利得税。我是工商界出身，但对此却不认同。据我了解，一些在内地设厂的香港人有意把工厂搬回香港，因为内地各种税加起来超过25%，香港的利得税是16%，跟周边地区相比已是偏低。香港的税制有很多灰色地带，比如炒楼炒股票，除了印花税，什么都不用交；亦有一些中产家庭成立空壳公司，用各种方法避税。如此种种，是否合理？
其次是如何发展本土经济。香港的四大产业、六大优势产业，都属内向型经济，很受外围的影响，一旦别人不来香港，对我们的经济冲击就很大。我强烈建议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型“高增值工业”，如生化药业、中医药业、食品等。有人开玩笑说，在香港开一家奶粉厂，销给内地，生意会很好，真的可行，因为香港的检测标准接近欧美。近年进驻香港的新工业，大多跟医药有关，他们需要政府配合，给予出口批文等，不然他们只能搬离香港。
董建华先生当年提出发展中药港是对的，不过他更重视产业链的上游，我则认为下游更重要。上游需要大批研发人员，内地比香港更有优势。而我们香港可以专攻下游，制造医药产品，出口世界各地。2006年10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茶多酚作为新的处方药，是FDA首个批准上市的中草药。
茶多酚产品的原材料全部来自湖南，但是产品的利润超过九成在美国，这点值得注意。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的政纲指出，要振兴美国经济，一定要发展医药和生化医药，因为这是增值最大的产业。同样的，香港可以利用内地研发的优势，在内地做研发和原料生产，再配合香港的高检测标准，在香港进行最后的生产工序，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发展很多工业，集中发展一两种已经很好。比如芬兰的诺基亚，丹麦的猪肉，可以惠及整个经济。香港以前是亚洲四小龙，玩具、钟表、纺织等产品出口领先世界，如今这些产业已经消失，但是我们还有一流的人才，新一届政府要切实考虑发展自己的本土工业。
何永谦：我想在这里讲“一个过程、两个概念”。在协助梁振英撰写政纲时，十一份政纲中，花最多功夫的就是经济政策。其他政策在跟有关界别的人士谈一两次后，内容就大概成形，就算大家有不同意见，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一般来说讨论两、三周后便可撰写初稿。但经济政策却不行，我们与不同界别的专家谈过，足足花了两个多月初稿才完工。在经济政纲内，我们建议新一届政府要“成立跨部门的经济发展和统筹发展策略的机构”，进一步集思广益。我希望在此次论坛上听取更多专家的意见。下面谈“两个概念”。
一是政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在70年代加入港府工作时，从来没有在内部会议中听说过政府应该“不干预经济”。事实是，港府过去一直都在干预。以工业为例，如果不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当年何来将军澳的重工业发展？以前政府清楚知道，土地发展可以带动经济及都市发展，所以成立一个高层的跨部门土地发展政策委员会，也有很积极的政策推动工业发展，从来没有“不干预市场”这个概念。在居住方面，1954年成立房委会，1973年成立新的房委会，为香港一半居民提供居所，建了很多公屋和居屋。港人治港落实后，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高级官员说，为什么政府要积极干预房屋市场？我当时听了很吃惊。也就是说，过去十几年，政府才突然改变了自己在经济发展上的角色，着重“大市场、小政府”，尽可能不干预市场。
过去十多年，香港的经济增长输给东盟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这个数据令我们伤心。可见香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我们认为，是政府的角色出了问题。梁振英的政纲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扮演一个角色，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要“代替”市场。大家都知道，市场是一个很有效的资源分配机制，但是政府可以扮演推动或辅助的作用。
第二个概念是“创富”和“均富”之间的关系。传统上似乎认为两者是矛盾的，事实并非如此。我说一个数据，过去几年，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与开支增长率和经济发展速度，出现很大的落差。开支增长率落后于经济增长率，而收入增长率则远远高于两者。2003年至2010年，政府开支总额增加22.6%，GDP增长41.3%，财政收入增加了80.7%。其中，2008年至2010年，开支减少了2.9%，GDP升了1.5%，财政收入增加了18.4%。2005年至2007年，开支增加了0.7%，GDP升了19.9%，财政收入增加了45.1%。换言之，政府自2003年之后，年复一年的盈余，但却不愿意增加经常性开支以改善服务。2011年至2012年，政府派糖600多亿，盈余600多亿，也就是说，如果不派糖的话，盈余竟有1,300亿，而全年支出仅2,300多亿，不合乎比例。
由此可见，香港政府无需加税，也有足够财力改善民生、增加福利。房屋方面，政府建了这么多公屋、居屋，但近年从未花费一毛钱的经常开支，纯粹是拨地给房委会，然后靠居屋赚的钱补贴公屋，这个模式很成功，可以持续。政府的津贴主要花在教育、医疗和福利方面。福利开支其实花的钱很少，举个例子，我们了解到，仅仅每年多用20亿，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社会福利服务不足的问题，包括安老院的轮候情况。可见政府绝对有财力改善民生，而不需要大幅加税，打击营商环境。
陈坤耀：港府的财政收入为什么增加这么快？主要是三个来源：一是房地产印花税，二是股票印花税，三是商业利得税，利得税非常集中，十几个财团负担了香港大部分利得税。可见香港财政收入之畸型。
王春新：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二是财政收入和地产泡沫的关系。 从经济学来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可以是并行的、互动的。多年来，香港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二是财富分配的差距扩大，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失衡。香港近年经济发展有点像是“上了全球虚拟经济的贼船”，这贼船一个表现在房地产领域，另一个是金融领域。如何区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呢？简单地说，盖了房子让市民住，那是实体经济，炒卖房子就是虚拟经济。金融方面，为企业融资服务是实体经济，炒卖金融工具就是虚拟经济。
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背后，是制度性失衡。一方面是香港受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制造炒卖泡沫。二是政府功能定位不足，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又管得过多。我计算过，从1985年到现在，香港楼价涨了7倍，但人均收入只增加了3.5倍左右，也就是说，在过去25年一代人的时间里，香港楼价涨幅是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记得在八十年代，我们的员工（没有大学学历的），可以在北角买一套1,000尺的单位，现在这样一个三十年楼龄的单位要800到1,000万，四个大学生都买不起。可见楼价和收入高度背离。
全世界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有三种：一是“高增长低通胀”模式，也就是美欧模式，房地产发展快，房价增长缓慢。美国1890年至1990年的100年里，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四倍，跟人均GDP增长相近，但是楼价只跟通胀走，结果美国房地产占经济比重增加到30%左右，是制造业的2.5倍，金融业的4倍。二是“高增长高通胀”模式，这是中国大陆的模式，楼价和人均居住面积都有不少的增长。三是香港的“低增长高通胀”模式，楼价大幅攀升，但是居住条件却没有改善。怎样衡量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否合理？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能不能推动经济增长，二是能不能改善居住条件，三是能否促进财富合理分配。
港的楼价拼命涨，泡沫破灭几次了，从90年到97年，由于楼价的增长，差不多增加了4.5万亿的市值，相当于当时5年的GDP；97年后房地产泡沫破灭，差不多去掉了5万亿的市值，相当于当时4年的GDP。现在楼价又回到当年的位置，这样上上落落对香港来说并非好事。回归15年，香港房地产从占接近30%的GDP变成现在只占18%，每年拖累GDP增长1.4个百分点。过去15年，香港的经济增长大概是3.5%，如果房地产能够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有5%左右。矛盾在这里产生：经济发展被拉下来，居住条件不能改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衡。
美国1996年之后房地产发展模式变了，出了大问题。
但是此前100年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好，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又能促进财富分配？我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楼价的增长不能高于收入的增长，楼价的增长若能跟通胀相适应，经济增长就能够用于改善居住条件。两个基本点：一个保障土地足够的供应，二是对房地产的增值征税。现在没有征税，等于变相鼓励炒房。香港楼价飞涨，但新住宅供应反而收缩，这是严重的市场失灵。所以从根本上讲，应该让房地产真正实现市场化，土地供应应根据市场的需求调节。政府要分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在那里，有的东西是政府管的，有的是市场管，有的是政府和市场一起推动，这里没有什么“积极不干预”的问题，新一届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文章。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香港“人多地少”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讲？香港四大发展商手上拥有土地1亿3千7百万尺，全部发展可以盖50万套房子；香港整体土地的开发才23%，如果再开发1%，又可以增加40万套房子；如果土地开发达到三成，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积可以翻倍；市区重建还有很大空间。可见香港并不缺少土地，问题是怎么解决制度性障碍。高楼价，发展商未必赚更多的钱，97年之前香港每年盖2万8千套房子，现在每年只盖1万套，如果增加楼宇供应，民生得以改善，经济又能发展，发展商还可赚更多钱，何乐而不为？
香港财政收入和地产是极为密切的，这使财政收支建立在虚拟经济的同向变化上。楼市泡沫上升期，财政就有大量盈余，楼市泡沫破灭后，财政就连年赤字。这种关系很不正常，需要逐步加以调整。
陈坤耀：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香港除了圣约翰大教堂之外，所有土地都属于政府，政府卖出去的地，大部分都在几个主要的地产商手上，那么怎么能说是一个自由市场呢？土地在香港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竞争。我曾经叫我的博士生研究一个问题，香港在法律上完全没有进入壁垒，但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没有外国发展商来参与竞争呢？香港的分配出现极大裂痕，问题在于土地完全没有市场竞争，造成我们经济成长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深思。
陈勇：我来自社区，不讲理论，或许我便表达一下一般街坊朋友的实际感受。今天我们讲怎样平衡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两者虽然在经济学上可以统一，但是在香港现实社会里就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之一，香港人均GDP增加很多，经济增长数据亮丽，但是小市民每月收入所能负担的“医”食住行（不是衣食住行，因为衣服可以很便宜）实际却有所下降。这一反差，将造成香港未来不稳定的因素增大，比经济泡沫的伤害更大。
我在基层看到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阶层之间的矛盾、官民之间的矛盾，都不断在增大。其中官民之间的矛盾上升，我们做议员的切身感受最清楚，只要媒体镜头一开，最保守的议员都会骂官员，仿佛骂得越大声，民望就会上升，有时甚至不管骂得对不对。这正正是香港“官不聊生”的原因之一。
现今市民的生活，肯定比6、70年代幸福，经济指数提升，为什么开心指数下降呢？我认为是管治理念出了问题。回归前港英政府不干预，仅仅是选择性的，有某些方面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还积极例如土地政策包括楼宇及居屋兴建等，另一个例子就是把边境土地设成禁区。曾经有个港督晚上到边境巡视，看到一边高楼大厦且灯火通明而另一边漆黑一片，他就赞叹资本主义好，可是副手赶快告诉他，你弄错了，高楼大厦灯火通明那边是深圳，其实什么都没有的这边才是香港。当时的管治者究竟是什么心态呢？港英政府规定紧贴深圳的土地不许动，把那里变成无人地带，背后的想法是，准备随时跟解放军打仗，那片地方要当成战场，致使新界这片宝贵的地带长期不能释放。
回归十多年了，现在很多官员却仍然有同样的心态，他们不能阻挡发展的潮流，却通过行政手段（比如咨询工作）拖慢发展进度。比如莲塘新关口，深圳十年前已经规划好怎样与香港结合，但是香港至今才收地规划。李光耀先生曾说，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如果有足够大的拖船，愿意把新加坡拖来香港。可叹香港部分官员却人为地绑死自己，或因各自的政治理念，从内心深处不希望融入大中华经济圈，“积极”地保持“河水不犯井水” 的心态，这完全无助于香港的发展。
刚才有学者提到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其实社区大部分居民，都在做实体经济。香港不能只靠金融，必须重视本土经济、实体经济中实在有很多值得发展的项目。以“边境经济”为例，我们北区有很多“水货客”，他们其实可以做到赚钱养家，但政府并没有规管，如果能够引导一下，例如别让黑社会介入或划地规划，就能解决不少就业问题，很多人亦会变得没有领综援的需要。另外，香港很多老人家拾纸皮，这些纸皮收集成本很低，不少被送去广东省的造纸厂，部分被制成好些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包装盒，这也是一种经济体系，无奈环境局并不重视，不顺势而行，反去搞焚化炉。再例如，西贡的渔农业，悠闲经济已经发展得非常火红，却得不到政府大力支援。经过一班议员争取，政府最后才迫不得已花钱扩建码头和海鲜街，可其他什么都不管。
这种基层经济体系可以养活很多人，而且不受股票市场影响，政府要做的是拆墙松绑，这就可以有很多街坊受益。香港的渔民每年均会得到中央政府的燃油津贴，要不，渔业可能亦会式微。如果到海外捕鱼不幸被别的国家抓走，中国驻外使馆会帮忙解救，黄容根立法会议员也常常到各地提供协助，但常常找不到特区有关政府部门帮忙。台湾政府扶持渔民，海军提供保护，政府帮助渔民制造铁船，让台湾渔民出远海抓金枪鱼──鱼中的黄金。反之却很少见到香港政府帮助渔民。以上种种，都没有很高深的理论，但是这就是民生，在社区里发生着的实体经济。只要基层市民可以养活自己，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没有被大企业大商家逼得走投无路，就能得以满足，香港才会得以稳定，之后才能发展虚拟经济，方能成功平衡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李巨威：我跟其他与会者意见不同，今天集中讲经济，先看几个有趣的数据。2009年，香港已经发展的土地占总面积的23.74%，其中住宅土地占6.86%，用作交通用途的土地5.23%，看来我们住的地方只比马路多一点点。2005年最大的50个企业交的税，占香港总税收64.7%，2006年50万人交的薪俸税占94%。1980－1981年度至2006－2007年度，香港实际GDP增加了286%，名义GDP增加了929%，而福利支出却增加了7,823%！7、80年代，香港坚尼系数大概在0.45－0.5左右，1990年代中期跌到0.35，现在又飙升至0.53。贫富差距为什么扩大？在我看来，一方面是金融风暴之后部分高收入人士跌入低收入行列，另一方面也与新移民有关，其中多数是低收入人士，所以香港穷人数量增加了，使香港的坚尼系数不断地恶化。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向低收入阶层派钱，大幅增加福利，无助经济增长。其实，解决方法还是提供多就业机会，使工资能增加，入息“向上游”才是长远的改善坚尼系数的办法。
我认为，帮助低收入阶层“脱贫”，目前的解决方法主要用“贮积”（Stock）的理念计算有多少人要帮而定，花的主要是短期的福利开支。
其实这对经济发展没有帮助，也不能有效地脱贫。相反，香港应该用“控制流量”（Flow）的概念来解决贫穷问题，这概念就是如何阻止市民坠入贫穷网的同时，又让更多的低收入者脱离贫穷网。要减少贫富差距，不应该只是以福利为主的“需求带动”策略，而应用以舅爷为主的“供应带动”政策。改善坚尼系数，起码要八年、十年才可以达到，所以政策要有长远目标。要从就业入手，而且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用孤立的政策解决问题，而是要动动脑子，设定“主题”政策，多管齐下。在改善楼价问题，政府就需要有整套思维，从土地供应、买卖条约、卖地形式、税收等多层面下手，还要想办法把用家市场和投资市场分开。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使楼价大跌，而是要用整套政策解决棘手问题。
探讨二：如何评价新特首政纲中的经济、民生政策？怎样解决香港经济加速与内地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何永谦：我想先回应一下李巨威教授刚才讲的观点。政府福利开支为何增加，首先要了解我们的特殊历史背景。香港社会保障制度未全面建立起来，在世界富裕城市中独一无二。二战之后英国下令所有殖民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唯独香港没有做，直到70年代香港才建立公援制度。至于生果金制度，当年70岁以上的人口很少，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开支才大幅增加。香港社会保障开支每年才270亿，去年GDP 18,000亿，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开支只占百分之一点多，在国际上属于偏低的。香港每天约有150个新移民，其中百分之十几来港后加入低收入家庭，但八成半不属于悲情家庭。香港的贫穷人口，主要是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这跟近年年轻人减少跟老人同住有关。
我要强调的是，现在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处理民生问题，因为近年来三项税收大幅增加，令政府财政丰裕。其中最大一块是利得税，2003年前利得税每年不超过400亿，2012年却达到1,100多亿；薪俸税，2003年前好的年头不超过300亿，2012年有500多亿；印花税，2003年前经济好时才200亿，2011年却500多亿。这三项税收加起来都超过2,000亿，差不多足够支付政府的整体的经济开支，还未计算政府卖地等其他方面的收入。
至于怎样才能通过经济增长提高港人的收入，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希望多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陈坤耀：香港不能缩小贫富差距，不能提高人民收入，诸多问题跟土地有关。市场多余的利润大多没有用来给人才加薪，却集中到土地拥有者身上。
香港没有优质就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完全跟不上时代。我们已经做到没有人因为没钱上不了大学，但我希望以后能够做到别因为有人没钱而得不到优质的学前和基础教育。能不能有优质就业，不是读不读大学的问题，而在于3－9岁孩子的教育，是否有钱决定了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否接受优质的学前和基础教育。
另外，香港只有0.76%的GDP投放在R＆D（研发），这当中多为大学的研究费用，真正投放在工业上的研发费用接近零，实在少得可怜。台湾在研发方面投入接近GDP的3%，内地都有1.76%。没有技术支持，怎么可能有优质就业？
蒋丽芸：我关心青年如何向上流动的问题。以前机会多，勤奋可以出头，比如我的财富就不是靠父亲得来，而是靠自己在内地做生意，我碰上好的时机，当年生意容易做。但如今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减少了。
香港需要发展高增值的工业。梁振英的经济政纲里讲到：“工业生产是科技创新的应用，科技发展是工业提升的助力。
欠科技创新的工业发展难以持久，与工业生产割裂了的科技创新也缺乏根本。”这使我想起香港的应用科技研究院，他们500多个员工其中不少是博士，发明、专利已经有一两百个，可以只卖了9项，问题出在没有厂家跟他们合作。香港并不缺乏为工业服务的部门，比如工业贸易署、生产力促进局、四大商会等，都是为厂家服务的，但是可惜未能整合资源，政府应该认真研究一下问题所在，给需要的工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发展高增值的工业。新一届政府其实并不难做，虽说低民望上任，但是现任政府民望更低，老百姓很容易满足，新政府只要大刀阔斧做两三件事情，民望很容易提升。
何永谦：梁振英的经济政纲里讲到的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工业生产跟科研要相辅相成，香港最需要的不是能拿诺贝尔的尖端科研，而是应用科技。科研成果不应用是空洞的，但只发展工业而缺乏科技支援也有所不足，所以两者要共同发展。在制定经济政纲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香港如何能复苏工业？希望新政府努力。
陈勇：我注意到，梁振英的经济政纲里强调人口政策怎么配合经济发展。我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多做引导工作，至于具体问题可以交给地区智慧去解决，政府可以集中精力研究香港未来的整体发展，把权力下放，才能更贴近实际需要及跟进。
举个例子，洪水桥（位于元朗屏山西南面与屯门锺屋村之间的小型乡镇）应怎么规划，留意到洪水桥发展规划咨询会上有人说可以搞工业镇，如真实行可就坏了。我认为应该把它发展成接驳前海的地标，以致整个珠三角发展，成为第二个中环，当区市民愿意支持整个的大方向，这是可预见的；另一方面则要推动商界在那边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屯门、元朗、天水围、上水和北区的民众在那里就业融合。至于新界东北，我建议大胆规划与深圳的边境贸易，千万不要规划得那么死，比如内地人可以不需要签证，就在这个范围里参加经济活动，变相成为一个独立开放的经贸区。
教育和人才方面，我觉得政府还应该鼓励青年北上读书、就业。有些学生，他们考不进本地名牌大学，又不能负担去外国读书，但他们其实愿意去内地二三线城市读书。如果政府给予支持，实在无需很多补助，除了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内地，更可发展内地的人脉网，使他们成为香港在内地二三线城市的先头部队，一举三得，有助于香港人才培养。
新一届政府需要有长远的政策，有些可能十年才见到大成绩，但是三五年之内，一定要先见到中小成绩，否则肯定有碍连任。
王春新：刚才大家讲到人才培育的问题，我知道不少外地人在香港读完理工科的硕士博士，但是没有留不下来，教育和经济活动怎么配合，是未来政府要思考的问题。下面我还是集中讲经济问题。
梁振英的经济政纲，有一点我很赞成，就是成立一个经济发展和统筹发展的机构，这个很好。我建议可以干脆成立一个高层次的“香港策略发展和政策委员会”，专做宏观政策研究和统筹工作，并且吸纳社会提供的咨询意见，以及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制订，可以由行政长官自己兼任主席。
过去我们经济发展太偏重地产，未来应该着重思考如何加强科技创新。科研方面深圳做得很好，很多方面已经抛离香港，R＆D占GDP已超过3%，2015年将增加到5%以上，很多大公司都具备世界级竞争力，皆因得到政府的扶持。香港也可以争取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
至于财富分配方面，急需解决的是养老制度，特别是强积金问题需要尽早“拆弹”，很多人说它臭名昭着，确实，过去十年，强积金除管理成本后的平均年回报率是5.5%，同时期恒生指数平均上升约5%，加上3厘左右的派息，可见这个由专家管理的强积金还不如恒生指数。
问题出在强积金几乎全部是金融投资，而没有实业投资。过去十年，香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资产回报率是10%左右，是对外金融投资回报率的4倍，换言之，金融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很多人到老的时候根本拿不到足够的退休金。可以考虑尽快调整投资结构，结合金融投资和实业投资。
最后，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推动香港跟内地的合作，把眼光放到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仍然看重香港的优势，希望跟香港加强合作。
李巨威：谈到教育和人才，及香港的知识型经济，我研究的数据指出，香港人平均接受9年教育，内地6年，美国13年，可见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香港去内地投资的概念已经很过时了，现在国家很富有，并不需太依赖我们到内地的投资，相反我们应该想想怎样吸引内地资金来香港投资。道理很简单，我们在内地投资越多，香港空洞化就越严重，钱投到了内地，自己就没钱了。香港经济过于内向型，应该变为外向型经济，多研究一下怎样吸引外国资金投资香港。例如，在CEPA的框架下，香港特区有过千种的工业出口到内地都不用付关税，这应该能吸引内地资金或海外资金到香港投资出口工业。政府只要在土地政策方面做出配合，其他方面不必太依赖政府，投资者自己会争取。至于发展工业，我认为要从土地着手，目前香港的工业土地才占总面积的2.26%，搞工业一定要从土地开始。需要强调的是，香港不要土地密集型工业，而应该着重发展不需要太多土地的工业，比如研究、检测、创意等等。
陈坤耀：我做两点总结。一，与会者一致认为，在香港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二，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政府应该把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有整体思维，不能再单一考虑一个问题。尽管大家针对个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多谢大家参加。
出席者简介：
陈坤耀，广东增城县人，1945年香港出生，香港大学文学士，社会科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1999－2007年任岭南大学校长。香港主权移交前一度获委任为行政局成员。
吴秋北，现任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香港文职及专业人员总会会长，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政协厦门市常务委员。曾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
蒋丽芸，祖籍山东济南，1955年于香港出生，香港著名工业家蒋震次女。1980年毕业于加拿大满地可Concordia University，2006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著名工商企业家，民建联副主席，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创立了香港工商界经济论坛。
何永谦，香港中文大学毕业，1978年加入政府，曾任职于房屋署、民政事务署，曾任卫生福利局副局长、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副署长。2003年底离开政府，加入香港政策研究所，出任行政总裁。现为中大亚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梁振英竞选期间任竞选办副主任。
王春新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福建省政府担任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曾参与国家级重点项目，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新核算体系的大型研究工作。1993年初起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经济研究员，兼任银行发展策略研究。2003－2009年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先后担任高级研究主任和首席研究主任。现职为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高级经济研究员。
陈勇，资深注册社工，城市大学社会工作荣誉学士，中文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硕士。现任北区区议员、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新界社团联会社会服务基金执行董事、公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等等。担任多项社团及政府公职，活跃于多个不同的政界团体，以及专注社会服务的范畴。
李巨威，广东番禺县人，1952年出生于香港，现任香港城市大学经济及财务系副教授，专供亚太地区经济等。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经济学学士，伦敦经济及政治学院硕士，荷兰海牙社会科学院硕士，伦敦城市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文凭。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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