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的无奈是在社会信息不畅、观念还比较落后之时的精简与反腐最终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而招致官僚系统的反对、也在老百姓那里也不讨好的话；那么，温家宝总理的无奈的更多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的情况下的纠结。
2003年，卸任之时，朱镕基总理说：希望大家说起朱镕基的时候，说他是个好人，我就足够了；如果能再加一句，他还是干了一些事情的，那我就是烧高香了。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即将卸任之际，说：听到有人说政策不出中南海，我很痛心！我的独立人格不被人们所了解。
我们从两位领导人卸任之际的发言来看，这两位国家行政一把手都很无奈。那么他们为什么都很无奈？
首先，我们需要给他们的从政背景一个基本的描述----
总的来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渐展开，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开启。所以这两位共和国总理的作为都是在固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
我们知道，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是在刚建国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从1949年之后一直叫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按照计划予以宏观控制的经济。而究其实质，这种经济的生产单元之间是封闭与孤立的----各个行业也是如此。
经济的灵魂还是自给自足模式，与中央保持单线联系。
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政权集中和专政就是必然的----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生产单元求生存，生产单元与行业之间没有实际的物质联系，社会整体其实就是一个散体，国家权力必然被集中使用。
中国从大秦大清的经济与政权状态一直如此。
这种社会结构，其能够形成整体混一的综合国力，全取决于一个高度权威的统治者，全民范围的物力与人力明确地向其集中，然后由其确定指向。而在中国的大多数时间，这个高度权威的情况是极少的。一般只有开国的时候，才会如此----一个人要形成高度权威，需要的不仅仅是经天纬地之才，更需要时代----在极度混乱的时代，凝聚和指挥大家廓清混乱。
中国的经济模式改变一直到了1978年之后，所以政权性质的实际改变之基础也是从那之后才具备的。
这些年，中国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并向理性转化，基本的原因就是经济生活模式变了----市场经济虽然不均匀、欠发达，但却实实在在地在全民的范围铺开。
当然，到现在为止，老百姓参与到市场经济生活之中的状态还不是很好，自身能力素养与国家经济整体都在限制这一点----老百姓表现的茫然无措，新的生活技能与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的生活观念还在残存----基本表现就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观念完全脱去了理解的外衣，并斩断了关爱的情愫，人直接自私地活着。
既便如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权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经济越发达与开放，则政权的民主程度越高。
中国未来的政权也不能逃脱这一基本规律。
朱镕基总理与温家宝总理的执政都是在经济基础与基本模式已经改变，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启的时代背景之上作为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越来越不相配套。而同时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复杂性与顽固性）也越来越强大和复杂----到底有多强和复杂大多人是想不来的。
从这点来说，执政时间靠后的温家宝总理要比之前的朱镕基总理更加“无奈”。
其次，他们在如此整体背景之内的不同作为。
我以前曾谈到，在朱镕基总理上台之后，开始就已经膨胀的经济与政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让经济在比较实际的基础上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政权也是如此；同时就腐败展开比较严厉的反击。当然，如此作为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和感情。
但是总体来讲，朱镕基的在如上整体背景之内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不能由于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就否定主体的正确。然而，由于官僚系统的反对与阻挠，加上很多不明真相、并心怀怨恨的老百姓的呼声（那个时代的网络信息沟通尚不发达，很多问题没有在信息交流中明确。全民的认识水平也比较低），朱镕基总理的措施没有得到延伸性贯彻。
温家宝总理上台之后，其实朱镕基总理的精简与反腐已经初露成效，所以，很多措施就比较容易执行，比如减免农业税等。
温家宝总理本人非常亲民----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少年、青年、中年生活接近老百姓所致。
于是，温家宝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就得到了空前的拥护。关于温家宝总理亲民形象的顶峰在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来回奔波，伤心流泪，那年他已经66岁，并在尚有余震、部队还没有进入之际，乘坐直升机勇敢前往北川，当时电视前自认为心肠还硬的我，感动的热泪纵横----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正在乡村教书。
然而随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逐渐开始质疑政府，而对温家宝总理的热情也在悄悄降温。
在温家宝执政的第二个五年，我想他主要的工作除过想办法发展经济之外，最为主要的就是克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
这几年，中国的经济一再膨胀----各个行业都脱离基本而追求看似的高速发展的速度与状态----资金被一再注入，泡沫在经济各个行业与单元都有----房产、高铁等，连带效应就是物价上涨。
钱很多，东西还是那些；某些看得见的领域由于投资的过热而“发展”，于是经济各个行业、生产各个单元不能在价值的平等交换、流通基础之上自然发展，而在部分领域与环节滞胀。这就是泡沫----就像一根自行车轮胎，空气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滞胀，那么其他地方就必然干缩。
现在中国的“泡沫”不仅在经济层面，政权结构层面也是相应的----政权机构、人员再次空前增多。有一个局设置二十几个副局长的现象发生，并不是一两例。
经济问题从来都直接与政权问题相关。经济与政权本来就不相配套，加上各自剧烈膨胀，所以，经济与政权运行不畅而结成的毒瘤----“权钱联盟”就更加复杂而庞大了。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极限。
然而，这些我们能完全责怪温家宝总理吗？你不看他那操劳过度而苍老、疲惫的神情？
在温家宝上台之后，就业压力比朱镕基时代更加棘手----当年超生的人已经长大、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要吃饭！不仅如此，温家宝总理还要解决当年精简之后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生计问题。
温家宝总理只要出来讲话，总是不无沉痛地讲“民生”，于是政府不得不每年创造24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中国必须要扩大经济规模，极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如此之多的人的吃饭问题，才不会让这些人流离失所而立刻激发社会矛盾。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不能开启----在如此庞大的发展经济压力之下，再和官僚系统（他们后面是财团与富商）作对，那最后会一事无成，而立刻受到伤害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虽然老百姓和温家宝总理近年来都一再高呼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过大，于是一再流空----如果真正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阻力不仅仅在既得利益集团，还在老百姓！
这些艰难可能也只有拖家带口十几亿的温家宝总理才能体悟，他假如要下定决心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脑海中浮现的当年自己考察地质时爬山涉水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心灵瘦的极大震撼而终生难忘的西北农村老百姓的艰辛的生活实际必然会敦促他暂时搁置。
于是，中央政府明知道不可为（不断注入资金刺激经济发展----部分环节一再滞胀、不断扩大政府机构队伍），但是不得不为！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老百姓一个个找到饭吃的同时，既得利益集团的饭吃的更好了！但是再往后，大家的饭就都不好吃了，于是政策不出中南海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我想，这就是温家宝总理的无奈。
理想不得不一再屈就于严峻与急迫的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温家宝总理“独立的人格”就必然得不到显现，这应该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所以如果说，朱镕基总理的无奈是在社会信息不畅、观念还比较落后之时的精简与反腐最终既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而招致官僚系统的反对、也在老百姓那里也不讨好的话；那么，温家宝总理的无奈的更多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的情况下的纠结。
而他们更大的无奈是自己身处的背景----政治体制改革在自己执政时期不能开启。
中国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至少有如下三点：
一、修正宪法；二、削弱党政干部权力（他们一般都和“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权钱集团必然打着原有宪法的旗号阻扰改革，谁都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三、在应对这些的同时，要保证十亿以上老百姓不饿肚子。
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是我们很多肤浅、主观、盲目和感情用事的人想的那么简单。你让任何人去一个乡、乃至于一个村去实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就会直观地体会到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
既便如此，难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就此搁置了吗？
我想要在现在的国情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光凭着国内的力量（主要是无钱、无权、无军的老百姓----还不团结，并各自为己着想）是不够的，必须要借助外力。内外夹击，才能压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硬壳而将政治体制改革贯彻开来。
所以，眼下中国空前严峻的外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而是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进而彻底完成第二次社会巨变的重要契机，就看能不能把握与驾驭了。
还是圣人孟子那句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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