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后，中国网民“荣剑”颇具水准的分析文章《王立军有病天知否》《薄熙来倒台，威权政治退场》《为薄熙来“站台”的学者们》引起网民关注。日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发表互动文章指出，中国上层有的是优越感而无罪感，下层有的是奴性和“彪子”性，这一劣根性导致中国文明长期停滞不前，并在毁灭与复兴之间循环往复。
上层无罪感，下层有奴性----致荣剑的信
荣剑兄：
读了你发在共识网上的系列文章，尤其是近期评论重庆事件的文章，感到你不止是在分析现实的热点问题，更是在探讨普遍而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笔调相当幽默，时有调侃，但总体上是理性的，尤其是跳出“左”“右”之争，不意气用事、搞党同伐异，相反，各种意识形态论调都是你分析的对象，并给予同情地理解，当然，这不影响你所坚持的理论立场。
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面临多种可能、而人们的认识极为混乱的时期，最需要的就是理性的态度和清晰的思考，只有它才能带来明智的选择。我一向认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都是值得全民族检讨的悲剧性事件，幸灾乐祸只能导致错误的循环发生，深入的理论探讨才能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智力引入正途。
有鉴于此，我有一个与你的论述密切相关的思考，想与你交换意见，供你批评和参考。
这就是如何看待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问题。我感觉，我们始终缺乏一个针对我们自己的批判的文明哲学，亦可称之为批判的文化哲学。
一般而言，文明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走出蒙昧状态，一部分人通过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有了闲暇和可支配的资源，能够从事精神生产和管理，社会也因此有了下层和上层之分。这种文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为一部分人文明的生活方式，这些文明人从事着自由的创作并享受其成果；另一方面，这种文明和文明人的生活又建筑在别人从事更多的繁重劳动之上，甚至以他们的奴役为条件和代价。因而，真正的文明，即以蒙昧和野蛮为对立面的文明，就理应具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性质，包括发现并批判这种上下等级式的社会结构，文明人意识到自己凭借某些有利条件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原罪”，身处上层而为下层人说话、做事，努力让社会中每个人都受惠于文明成果。
那么，他们可以由此放弃自由人的身份和地位，把自己直接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吗？倘然如此，包括文学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哲学科学的研究，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总有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的解决不能靠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能使上升变成下降，把优异变成平庸。所以，孔子虽然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话，但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弟子直接去“种地”或“种菜”，而认定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要求君子“忧道不忧贫”。那么，这个“道”是什么？
儒家的道当然是仁道，仁道对这个矛盾的处理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理想。
作为传统的农耕国家，中国上下层区分的金字塔结构更为陡峭，如果说先秦之前的“陡峭”表现为爵位的高低和有无，先秦之后的“陡峭”则主要表现为官职的大小和有无。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向上提供资源的份，而无从参与关涉自己命运的政治决定，他们甚至代表不了自己而只能靠别人代表。因而，人们做官、读书、经商，乃至起义造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走出农门、跳出下层、攀上高位、改变命运。为此当然充满了明争暗斗，竞争的程序问题在先秦特别是西周还被重视，但后来，特别是被称之为行“蠢猪式仁义”的宋襄公之后，国人的竞争就不管程序，而只论成败了。于是，竞争的优胜者名利双收、被人羡慕，他们有的是成就感和得意感，而不会有负罪感；落败者则只有自愧不如或自认倒霉。
在中国，越是处于高位并因而占有大量资源的人，直接间接地导致下层民众生存的艰难，越应当有负罪感，但事实上却相反，他们多数人自认为代表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成功的典范，加之家长制和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占据了制高点包括道义的制高点。在有着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中，家长（们）大都是负责的，他（们）往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但皇帝老儿和所谓的“父母官”们，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大家长”，与百姓并无亲缘关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他们与民众更是构成“零和博弈”的关系，即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因而，无论其用心如何，都必定是百姓的盘剥者。“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能是满足他们需要和欲望之后的事。
在中国古代，不仅对统治者，而且对文明的弊端，给予尖锐地揭露和抨击的，是道家的老庄，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则讥讽“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侯王之门仁义存焉。”----这一批评性的思想如果能够进入主导意识形态，那么，它不仅能够对统治者起到警醒作用，为“忧患”意识注入自我批判的因素，还能够改良源于民间的乐感文化和文化小传统，推动其精神独立和形成平等意识，可惜道家始终处于思想文化的边缘，后来更是演绎出炼内丹外丹、求长生不老的道教。
作为文化主导的儒家，其创始人孔子最早将教育贵族子弟的官方学问引入民间，其仁道思想和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农耕文明一度繁荣，功不可没；孔孟所讲的仁义和仁政，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资治”的重要借鉴。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的“杂儒”，更有“伸天以屈君”的用意，老子“天道”高于“人道”的思想，以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体现，后世皇帝也确有遭遇大灾大祸，下“罪己昭”并闭门思过的。
但是，儒家总体上对家长制等级制的维护及其保守的性格，决定了它很难有效地批评和制约皇权专制，而被定于一尊之后，更是和体制一起成为嵌制思想、阻碍文化多样化的力量，这从佛教传入中国遭遇韩愈等人的极力反对（虽然事出有因）、逼迫儒生们形成宋明理学以及李贽等学者的不幸遭遇等等，可见一斑。
儒家虽然有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劝诫，注意道德文化的教化，但大体上不出让统治者体恤百姓，让下层人忠于家长或主子的范畴，既无从改变“人上人”对“人下人”的结构性剥夺，也无力推动文化不断地推陈出新、挽救文化的庸俗化和势利化。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大儒荀子之“隆君”，早在先秦就为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炮制出一套说辞，在二千年的历史上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荀子所犯错误，就在于将“文明”与“政治”混为一谈，强化了中国政教合一的大一统集权统治，并为统治者无限制的“家天下”贴上道德标签。在这种现实和理论下，下层人被剥夺的一无所有，无论财富还是道义；生存且不易，也就遑论“历史的创造精神”了！
中国的皇族和官僚对于文明的创造提升并使社会发生整体性的进步，成绩殊为有限。他们主要是文明成果的垄断者和享受者，有志向有能力创造文明的，只是少数人。“升官发财”之所以成为多数官员、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就在于社会本来没有提供其他选择，科举是晋身之阶，做官是人生荣耀。到林彪这里也还是讲“诱人以官禄德”。----至今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学者也未能改变这一变得极其庸俗的价值取向。在历史上既留下政绩又留下优秀文化创作的如苏东坡、王安石、白居易、范仲淹、王阳明等，屈指可数。而象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那样人品和作品均可圈可点的文人，大都不能见容于当朝，乃至屡受打击。象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只能是宫廷一时的宠儿。文人所谓“宠辱不惊”，恰恰说明只有得到皇帝宠爱，才能实现有其价值，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地位。而历朝历代，只能是得宠者少，“郁郁不得志”者多。为了寻求出头之日，那些读书不成或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更要变着法儿的巴结权贵、投机钻营，久试不第决心造反的，决非洪秀全等一二人。推翻皇帝做皇帝，失败了就只好等着杀头。无奈从来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中国历史的一大半内容，于是成为由滚滚人头构成的血腥史。
在中国，杀人的残酷之所以并未被中国人感觉特别不人道，就在于百姓从来就是“草民”，不值几个钱，而杀的如是贪官污吏，那就更解气。所以，《水浒传》中李逵“一路杀去”的大板斧，总是为人津津乐道，有意无意地自我强化着暴民心理和戾气。为了改朝换代的“神圣”事业而牺牲几十万、上百万，那就尤其死得其所。到现代了，毛泽东还说，打核战，中国人死掉四亿，还剩三亿，换来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红色世界，值得。大概许多人至今会认为，毛泽东有气魄。补充一句，金家三代也很有气魄。至于这气魄靠的是数以万计、十万计的民众的生命，就少有人认为是严重问题了。----死一些百姓，只要能换来GDP的提高，换来新的城市发展，在许多官员眼里不仍是小事一桩吗？
由此，在统治者那里，产生的主流意识，只能是自我感觉良好乃至自命不凡的“王霸”意识，外加如何坐稳江山的忧患意识，忧患当然不是自我批判，而是对别人的防范；在民众那里，产生的主流意识则是作为大传统之变形的小传统：奴性的依附文化心理，加上《水浒传》中的“造反—招安”以及哥们义气、快意恩仇。
于是，成功的权势者们照例是被吹捧、被歌颂的对象，“天纵英明”“人民救星”，而一旦被打倒，就应了“成王败寇”的话，“奸佞”“奸雄”、“阴谋家”、“伪君子”等等，不愁没有帽子戴。
上层有的是优越感而无罪感，下层有的是奴性还有你提到的“彪子”性，这是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文明的真正劣根性啊！这一劣根性导致中国文明长期停滞不前，并在毁灭与复兴之间循环往复！
鲁迅先生思考并评论过这个问题，后来的学者们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但还很不够，现实的政治又总是阻塞这一探讨。
毛泽东在近代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按照政治需要并凭借自己不羁的性格和才情，充分利用并再造了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并将之推举成新的大传统，他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颠倒传统文明秩序的名言，是他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厂去，接受工农再教育的“理论根据”。后来，这一失败的实践被否定了，他的这一名言反映的“文明观”“历史观”，却未受到应有的分析批判，并且还相当有市场，原因之一，就在于高高在上的权势者除了追名逐利、巧取豪夺的通吃，并没有推动文明的进步并让民众普遍享受文明成果。文革中，良民顺民一夜之间可以变成暴民，今天，左派煽动“蚁民”们再次造反的可能性也仍然排除不了。反思重庆事件，不可不省思这个方面。
西方的皇室和上流社会虽然也有骄奢淫逸的一面，有对民众的盘剥敲诈，因而也时有革命的发生，但由于基督教对天堂的信仰、对原罪和平等的信奉，由于封建的贵族精神和社会多元结构带来的各种沙龙的作用，文明总体上在提升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西方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鲜明的批判意识，不间断地发挥着苏格拉底式的牛虻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深受西欧文明影响的俄罗斯近代史上大批真正的精英们，----十二月党人、民粹派、托尔斯泰、陀斯托也夫斯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一大批文学家、自然科学家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传统中国，鲜有这样真正的思想文化精英！可怜、可悲，因为没有产生这些精英的社会和文化土壤，我们的文化土壤是世俗的并且是庸俗的！在近现代中国，已产生的思想的英烈们，包括谭嗣同、秋瑾、李大钊、瞿秋白、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顾准，又被我们按照党派甚至当时的意识形态作了区分，有些树为党的样板，有些被目为异见分子！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思想者，仍然被压制、被掩盖！
看看我们久演不衰的连续剧，主人公总是帝王将相、皇后公主，而不是文人学者和思想者，据说前者“有戏”而后者“没戏”！这里反映出的领导们、作者们和观众们的价值观、历史观与审美观，不是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一种无思想甚至无头脑的状态吗？！写到这里，我忍不住为我们这个民族流泪。
没有民众的自由权利，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平等，反之亦然。
中国近代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奉行平等交换和自由权利的市场经济，并伴随这一经济形式形成新的政治文化，赋有对一切上层机构及其权势者批判的批判精神，足以促使上层和权势者改变其家长式和“人上人”的文化心理，促使普通民众改变奴性、依附性和暴民心态的政治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结构，让中国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
我们从市场和网络上看到了希望。因为这里不仅有上下的流动，更有纵向与横向的空间的开拓与转换。
舍此无路可走，也没有希望！
那些看不到这一点，要么重视自由轻视社会平等、因而也就会重视精英而不重视下层民众的“右派”学者，要么重视平等而轻视自由、因而也就会无条件地肯定下层而否定上层（除非领导下层造反的上层人士）“左派”学者，其理论必定是单一的、且不乏片面和浅薄。
对中国现实问题和各种乱象的忧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问题。
一个思考，希望引发你进一步的思考。
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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