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使得传统的惯性力量非常地强大。在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异常顽强的专制基因，有深厚的官本位文化土壤，有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的权术，却几乎没有人权的概念。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却一时无法改变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专制意识，也一时难以消除有深厚官本位思想的文化土壤。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目标，却没有喊出人权的口号。正是人权概念的缺失使得近代百年中国史，有那么多中国人的凄惨经历和人生苦语难以诉说，有那么多的社会灾难和人间悲剧难以回首。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道出了人与政治的关系，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是离不开政治的。人权是“人，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在1948年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被各成员国确立了下来。人权概念的提出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权记录的好坏早已成为衡量各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一直成为国际政治关注和争论的焦点。我们有必要反思过去的百年沧桑，由于漠视人权而产生的沉痛历史教训，对于当今执政者勇于尽早抛弃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体系，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稳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转型将会很有意义。尊重和落实人权将是实现中国民主宪政转型，引领中国政治走向现代文明的切入点。
前现代文明期的历史就不消细说了，简单回顾中共建党九十年的历史就很容易看出没有人权，没有现代文明理念的政治对谁都没有作为人的尊严的最基本保障，不管他是当政者还是旁观者，不管他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在中共党史上，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被党内诬陷为“日本间谍”；宪法的制定者之一、曾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受尽惨无人道的摧残含冤致死；担任过党总书记的邓小平多次被打倒，曾经还有人说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朱德、彭德怀、陈毅、贺龙等众多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破天荒写入党章，被指定为唯一接班人的林彪，生前死后是从天堂到地狱的境遇。这些都是中共专制体制的创立者和维护者，但很可悲又是这种专政体制漠视人性、践踏人权的受害者。
如果在建政之初，中共尊重了北大校长马寅初的言论自由，接受他的《新人口论》观点，或许中国现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口，以致给当今中国的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可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消解的社会大难题；假如1959年毛泽东尊重了彭德怀的言论自由，接受彭德怀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作风，承认浮夸亩产上万斤是弥天大谎，那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大饥荒乃至人吃人的悲剧。毛泽东和中共的大多数高层干部都是农民出身，难道不明白这是个荒唐闹剧吗？不是，大多数人知道真相，但没有讲真话的自由与权力。历史证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减少人祸、避免制造人间悲剧，不让谎言变成真理的有力手段。尊重人权是实行民主的前提，如果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民主就无从谈起，只会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邓小平本是一位深受专制体制迫害而没有得到基本人权保障的人，他的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残。他重新上台以后，又把文革期间自己所受的那种迫害，施加在了党内外不同政见者的身上。作为元老邓小平曾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并逼迫其辞职。邓和其他几位元老以非正常手段推倒总书记赵紫阳并将其软禁致死，下令对八九六四运动中真正爱国的学生开枪。这种行径在中外近现代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中共通过宣传机器利用谎言蒙蔽事实真相，欺骗、愚弄当时的军队和全国民众，追捕异议人士和爱国学生，逼迫他们流亡海外二十多年至今仍无家可归，如王若望、方励之等民主人士已客死异乡。如果一个党只讲党性，不讲人性，践踏人权，把党的私利凌驾于人民和国家的公利之上，对善意批评自己的人民不能容忍，那么它必定会背上千古骂名，它迟早会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如果有谁企图以短期的经济发展之功，来弥补人性之罪恶甚至洗刷历史，那都是妄想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专制体制里面的经济繁荣，很可能会被未来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动荡所葬送，因此建立现代文明的民主宪政体制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才是当政者在建政之初就最需要做的。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继承中共正统的极左路线，大搞文革践踏人权、滥用公权的那一套。薄熙来及家人在暗地里谋财害命，将巨额财产转移到海外。正如薄一样，中国的贪官、裸官们早就清醒地认识到现行的专制体制难以为继，对自己和家人的人权保障没有信心，他们早已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将家人和大量财富转移海外。他们企图将来在红色江山坍塌之时为其子孙后代留有养命之资或为民主竞选筹备资本。唱红打黑的部级高官，在意识到自己的人权得不到保障之时，出人意料地跑到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去申请政治庇护。据传薄熙来被双规以后要求对他进行公开审判。这种践踏人权、专横跋扈的太子党，在自己沦为阶下囚的时候，又怎么可以奢望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呢？按薄熙来的才能和政治手段，在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民主体制里面，他完全可以按照正常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又怎么可能去冒这么大的生命风险，违背历史潮流去瞎折腾呢？
如果在一个有言论和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政治体制下面，薄熙来的违法乱纪绝不会走得那么远，他也就不会落到今天的这种不可收拾的悲惨下场。纵使发生政治丑闻又怎么会发展到今天如此严重的地步才大白于天下，震惊朝野，还让全世界感到惊呀呢？他就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位高权重以及他的政治世家的资本了，他太蔑视人民的力量和法律的尊严了。人有千算，天就一算，王立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奇招硬是让薄熙来在阴沟里翻了船。王立军的权术使得他成为一个未能成王则甘心为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枭雄。由他引暴出来的一点点的中共政坛内幕，还远远谈不上是冰山一角。中共体制内这种没有暴露的贪腐巨虫，又何止薄熙来一个？又有谁会相信将来不会再出现呢？薄熙来家族的悲剧其实是中共体制本身造成的，薄熙来只是中共专制体制的又一牺牲品而已。对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来说，无论是谁，其人权都没法得到充分地保障，就算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层人物包括在位的和不在位的，又有谁能保证这种厄运明天不会落到自己或后辈子孙的头上呢？
人权从来就不是当政者赐给老百姓的奢侈品，而是上天赐给所有人包括当政者在内的一份作为有人的尊严的最基本保单。“天赋人权”的理念在欧洲几百年前就有了，可惜至今在东方的中国大陆却还没有很好地生根发芽！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道”、“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太含蓄，太抽象了，有“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谚，有漠视生命就是违背天理的说教，但毕竟缺少“天赋人权”那种直接、明了，圣神不可欺的平等观念。人权没有东西方的差别之分，更没有国界之分。人权在不同的国家，应有相同的标准。
人类的历史毕竟是由野蛮到文明的一个发展过程。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比过去好了很多，但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评价人权状况的好坏不要陷入与过去纵向比较的视角误区，而应进行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横向比较。中共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使得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泥潭，举步维艰，但越是积重难返、错综复杂，就越需要从尊重最基本的人权着手，尽早地释放并甩掉历史包袱。否则，越是观望，就只会越陷越深，直至最后无法自拔。中共要成功地摆脱一党专制的僵局而获得新生，就要抛弃过去僵化的敌对思维和专权遗毒，勇于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中国要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就要从宇宙天道的高度，以阴阳平衡的和谐之道来治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转型，所有的这一切都得从尊重人权开始，尊重人权才是实现文明政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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