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高校职称评审被曝评委“开房收钱”，知情者称“评一个副教授、要花三四万”。高校评职称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仅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也衍生出了权钱腐败的利益链,要么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要么应该及早摒弃抛除。
高校职称评审是典型的外行控制内行
5月4日，网友“马山寨主”发微博称，前天下午评委名单刚定，全省参评教师即获悉名单，前晚一年一度的疯狂送钱活动开始。今年体育专业评委刘一兵教授为方便老师们送钱，在新天宾馆开了套间并广而告之，一时门庭若市，楼层服务员只要遇到打听2408房间的，便会问：“你是要评职称吧？”
从1952年就开始，职称就由行政领导或党委任命，职务名称等同工资等级
解放初期，我国高校的职称制度基本上是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对遗留下来的专业技术职务及称号基本上予以保留，各高校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等级。1952年7月政务院公布的技术职务暂行等级表中，高等学校的教师职务分为五等：分别为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助教。这个时期职称制度的特点是，技术职务根据实际需要和机构编制确定，与工资分配制度紧密联系，技术职务的名称同时作为工资等级标准存在。由于职务与工资紧密联系，因此技术职务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一般由干部部门考核，行政领导或党委任命，方法简单易行，可以认为是技术职务任命，和行政职务任命制差不多。
到了1960年3月7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对职称任命又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确定为助教的，须经校务委员会批准；确定或提升为讲师的，除学校批准外，还要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备案；确定或提升为副教授的，学校通过，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备案；确定或提升为教授的，学校通过，报省级教育管理部门核转教育部批准。
1986年的职务改革没改变“职务能上不能下、工资能升不能降”，反而演变成职务终身制
职称制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试点于1985年，并于1986年年开始施行，其中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最重要的一条是：有一定的任期，在任职期间领取专业技术职务工资。也就是说，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本来设计是“不同于一次获得终身拥有的学位、学衔”等称号，职务是可以能上能下的。但由于工资福利等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紧密挂钩，专业技术资格与岗位聘用紧密相连，使得操作的效果远远未能达到设计的目标，反而演变成一种职务终身制。职务能上不能下，工资能升不能降状况十分严重；聘约管理形同虚设。有的就干脆不设，只是由聘书形式代替委任状形式而已。不少人才聚集的地方，尤其是位于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名牌学校、科研院所，不得不一再追加指标，使得高级职务比例高居不下，日益膨胀，甚至有些名牌中学的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占全校人员的50％以上，有些大学中、初级人员反而成了“抢手货”。“教授多如牛毛”、“研究员满街都是”，科学管理原则渐渐束之高阁。
政府部门管的过多，统的过死，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极为有限
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带有国家用人的特点：岗位结构、职数比例由国家控制。通过定编定岗控制结构；通过职数指标控制比例；通过组建评委会，评审任职资格，控制用人标准；通过核发工资控制财政支出等。现行职称管理权限集中于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政府部门管的过多，统的过死，以至高校用人自主权很小。现有的职称管理制度中，指标的分派、评审标准的制定、任职资格的评审(除少数学校有评审权外)大都集中于上级行政部门，单位只能推荐和聘任，由于评聘不分，单位的用人自主权极为有限。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企业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事业单位应该有用人的自主权，国家用人应该向单位用人、社会用人转变，身份管理要向岗位管理转变。但明显可以看出的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却偏偏是逆流而上，对人才的管理方式完全违背时代要求。
行政化评审等于领导说了算、教授靠边站
目前，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
委认证资格不看学术成就、只认职位高低，请客送礼评职称成为常见丑闻
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职称就由行政领导或党委任命顺延至下，目前高校校一级学术委员会，常由学校领导以及每一学科各自任命的一两名教授代表组成，从成员产生看，是任命而非选举，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不是由教授民主推选出来代表大家履行职责，而是由学校领导、院系领导一起商议决定享受，学术委员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成员担任着校院系的领导职务，省级教育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构成也与此类似。所以委员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当上教授、博导，并且凭借这些权利在国家评审机制中获得话语权，通过国家评审机制中的话语权从而光明正大并轻而易举地进行各种学术资源的交换。
学术委员会的这种构成，使多数教师、教授的利益完全被少数教授左右，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职称评审具有终审权力，那些进入这个委员会的教授，也就拥有了“生杀大权”。因此，每遇评职称的季节，就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有的单位争指标、争评审通过几乎演化成“肉搏战”。请客送礼评职称拿项目，也就有了强烈的利益驱动，成为近年来高校中最常见的丑闻。论文重数量轻质量，发表论文数居世界第9位，但论文质量却居世界124位
在多数省市和高校的评审条件中，对教师的著作、论文、科研项目鉴定、获奖等都有具体规定，而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等却被放在次要地位。于是，很多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搞科研，轻视教学工作，不愿意多上课。职称评审中以科研和论文为中心是对教学中心的否定，因而是本末倒置的。导致许多大学里出现“教授不教、讲师不讲”的现象。
以SCI论文为例，我国SCI论文增长明显，数量已由1991年的8997篇上升到2003年的49788篇，平均4.74年增长一倍。论文数量占世界份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由1991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4.5%，每5.98年增长一倍。但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的论文被引用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后，最近几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目前，虽然我国SCI论文总数居世界第9位，引文数居世界18位，但反映论文质量的重要尺度----单篇论文平均引文数却只有3.01次，居世界第124位。中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名列世界前列，但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乏善可陈。
职称评定存在多个评定标准，评定“含金量”不同，同一职务名称实际水平却相差甚远
当前，不仅各省、市、自治区同一职称评定标准不同，而且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同一职称还存在多个评定标准。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相同的职称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含金量不同，各省同一职称人员的实际水平也并不一致。职称评审委员会设置的规定，造成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职称评定含金量的不同，同样职称等级同样职务名称，有些水平相差甚远。如发达地区抬高评审标准，落后地区则降低条件，甚至为挽留人才送职称，搞倾斜，一个评委会评出两种标准的职称。因此，同是教授头衔但实际水平却相差较大，某大学的讲师可能比另外一所学校教授的水平还要高。尽管90年代有关做过“哪里评哪里有效”的说明，但人才评价的结果----人才使用的参考价值就打了折扣，使职称评价的效度、信度下降。
回归学术本位才能避免评审的错位乱象
每遇评职称的季节，就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有的单位争指标、争评审通过几乎演化成“肉搏战”。请客送礼评职称拿项目，也就有了强烈的利益驱动，成为近年来高校中最常见的丑闻。
要有长时间科研积累，不像国内博士两年就可评副教授，美国博士要十几年才能晋升教授
在美国，终身制的教授体制为学术自由、思维创新和高质量教学与科研提供了保障和基础，使终身教授成为受人尊敬和追求的职业之一。通常，在美国大学工作的人员可分两类：具有终身制(Tenure track)的教师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Full professor) 和非终身制的研究人员(Research scientist, Research engineer)等。为了确保学校的教学和研究水平、质量及声誉，美国正规大学都有一整套完整而严谨的师资晋升制度。由于竞争激烈，选拔的高标准和审查过程的严格，使许多博士毕业生不敢问津教授职位。刚毕业的博士一般至少要历经十几年的艰苦奋斗才可能晋升为正教授，其中包括2 ― 3年的博士后、至少5年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至少3―4年的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才能晋升到正教授(Full professor)。这样的晋升时间顺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实现的，只有在教学、科研和服务性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公认的贡献，而且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下才能如愿。而反观国内，一般的二本院校规定，申报副教授职务获博士学位的，只要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二年及以上，与美国“媳妇熬成婆式”教授评选相比，中国的高校职称评选可谓“直升机式”晋升。
领导说了不算，行业专家说了才算，美国评审要有国外专家来检验国际知名度
根据本人提供的简历和相应材料，系主任将这些材料寄给国内和国际在本人专长领域内的杰出知名学者，请他们写出对本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评价信，一般需要至少十封以上的信。对于晋升副教授，美国国内同行的信就可以了。但对于晋升正教授，必需有从美国国外、例如欧洲和日本专家的评审信，其目的是考察本人的国际知名度。这些评审专家的名字和信的内容是保密的。
而且即便被评为终生教授，终身制并不等同于“铁饭碗”。为了保证师资的质量和不断创新的干劲，并为清除那些得到终身制后而自我满足、大大减少或停止科研活动的一部分教授，有些学校已开始实行“终身后评审”，对已取得终身制的教授每五年要重新审核一次，该评审的程序基本上和以上步骤一致。如果第一次终身后评审未能通过，校方对该教授提出警告。再过五年后如果第二次终身后评审仍还不通过，校方有权解雇该教授。 [详细]
国内造假者多数没有后果，美国不仅可能会开除、还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参加某些科研项目
近年来，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论文抄袭被揭露，学术界的乱象愈演愈烈，但至今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再严密的审查工作也不可能完全封堵住所有造假者，只是事后才被发现数据或结果有假。此时相关机构处理造假者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2002年的舍恩事件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史上规模最大的学术造假丑闻之一。亨德里克・舍恩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室后，先后与其他20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口气在几家全球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十几篇论文，其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是突破性的。但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的研究，却无法重复舍恩的实验结果。在接到有关投诉后，贝尔实验室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小组最终认定，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舍恩至少在16篇论文中捏造或篡改了实验数据。鉴于此，贝尔实验室将其开除。
美国政府部门中负责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是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属的“研究诚信办公室”，该机构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信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按规定，一经认定从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将不得参与任何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也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设立的任何咨询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职。此外，造假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公示，以供查询，直到“刑满释放”，造假者的大名才会在网站上消失。
一条微博揭开一场高校评审黑幕，再次撕下了贴在学术之上的纯洁标签，展现出权力支配欲的狰狞面目，高校评审要想正常化，就应该是由学术高低来决定结果好坏，而不是由权力大小来定夺职位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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