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习近平、王岐山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肩负起中国改革发展的重任。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度过知青岁月，我们来回顾他们奋进的印记，见证共和国成长。
习近平
习近平：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1969年，年仅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插队，并和朴实的老乡成为朋友。时至今日，他都难以忘记那段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度过的岁月，他说：“这段时期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带着两大箱书走进梁家河
在这个陕北小山沟里，习近平这个名字，是家家户户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们说，“习近平是从梁家河村出去的。”1969年的秋天，16岁的习近平，带着两大箱的书，来到梁家河村。当时梁家河村来了12个来自北京八中的知青，习近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梁家河村的老支书老梁回忆说，习近平每天书不离手。很快，习近平已经学会锄地、送粪，一挑两个篓，100多斤，走路最快，上山还跑，“他个子高，跑得比谁都快”，老梁回忆道。
带领村民办起延川第一口沼气池
1973年，习近平在梁家河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74年1月，习近平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他就当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打了三个坝，搞了42个沼气池，打了一口大井，不到两年，干得不少了，不简单。”老梁说。打坝是当时陕北农村，尤其是山沟里最重要的事情。打坝就是在每个山沟里，筑一道大坝，挡洪水，防水土流失，也保护庄稼和粮食。习近平还带领村民办起了延川县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梁家河村的做饭、照明问题。他在梁家河前后将近7年，是当年来到梁家河的12个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一个。1975年，习近平带着两箱书离开了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求学。期盼重返延安看望父老乡亲
回忆起曾经的这段岁月，习近平说：“这种历练让我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1993年，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参加了陕西代表团全团审议，他充分肯定了陕西过去五年的发展，他说：“陕西的巨变让我感到由衷自豪。”
习近平关切地询问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特别问及西安地铁建设，以及当前的物价情况。最后，他饱含深情地说：“延安人民养育了我，培养了我，这要用一生来报答。我也一直在期盼着，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到陕西去，重返延安，看望我们的父老乡亲，和延安的同志一起共商家乡发展大计……”
王岐山
王岐山：在陕工作学习十年
谈起王岐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莫过于1999年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崩盘事件以及2003年临危受命处理北京非典疫情。你知道吗，这位新任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在陕西工作学习了十年。
王岐山1948年7月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1969年中学毕业后，王岐山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加入到上山下乡运动中，成为一名普通的知青，来到陕西延安冯庄公社插队劳动。与第五代领导人中习近平、李克强等当过知青而且留下不少文字资料相比，王岐山在延安插队落户的这段经历，文字资料却少得可怜。不过，在2009年2月22日举行的“北京知青赴延安县冯庄公社40周年联谊会”上，100多名北京知青回忆了在延安冯庄插队的经历。在冯庄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分别来自北京35中和北京女10中，当天参加联谊会的知青都来自这两所学校，其中包括王岐山在北京35中的同学。
据王岐山的同学说，在延安劳动时期，王岐山与同为北京知青的姚明珊相恋，后结为夫妇。姚明珊的父亲，是曾任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1971年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1979年，王岐山离开陕西，前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姚依林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进入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因为这次借调，促成了王岐山日后最终走上从政的道路。
李克强
李克强：一年到头带着干粮和咸菜下地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着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
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
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幷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 插队“帝王之乡”
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幷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恢复高考 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
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李克强（后排右一）在北大毕业照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韩启德
韩启德：在临潼当过“赤脚医生”
1945年7月19日，韩启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他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临潼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当上一名“赤脚医生”，这一干就是10年。在偏远落后、缺医少药的西北农村，不仅生活条件尤为艰苦，而且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但是，韩启德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一边苦读书本，一边勇于实践，不断探索，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医疗实践中。他艰苦奋斗，勤奋工作，自己想办法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建立起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他既当大夫又当护士，精心为病人解除疾苦。
为了抢救危重病人，他常常守护病人几天几夜。经他诊治的病人，只要觉得没有把握，他就会骑自行车上门随访。在艰苦的工作中，通过不断的医疗实践，他的医术不断得到提高，方圆百里都知道有一位“韩大夫”。经他诊治的病人，常常会偷偷地用手帕包着几个鸡蛋和白馍放在他的窗台上。农民群众以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人民大夫”最真挚的感情。
为了能更好地为当地群众解除痛苦，韩启德创造条件建立了简易病房，随后手术室、化验室等在他的努力下建成了；同时，他还开展了如白内障、疝气、胃大部切除等手术。
这一段时期，对于韩启德来说，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工作是极其辛劳的，回忆起这段日子，韩启德说：“我从心灵上感到是愉悦的。”他真正感受到为人所需要，感受到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后的莫大幸福。他的身体里仿佛注入了巨大的生命力，这种激情一直推动着他为了理想、为了他所爱的医学事业贡献全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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