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进行首场试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与近3000名首都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他称赞这台节目主题鲜明、创意新颖，表演精彩、表现力强，是三贴近的典范，是文化与科技结合的典范，生动反映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他勉励演职人员坚持面向观众、面向基层、面向市场，不断改革创新，创作演出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观看演出。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北京国家体育馆，与近3000名首都群众一起观看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这是演出结束后，李长春等与部分演职人员合影。
文化部部长蔡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一同观看。
晚7时30分，演出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由六个部分组成，以天安门为主体背景和历史文化索引，综合运用音乐、舞蹈、诗歌、戏曲、杂技、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元素，并将公交劳模李素丽、“我最喜爱的首都人民警察”孟昆玉等北京当代道德模范和普通群众请上舞台，与职业演员共同演绎了新北京、新生活、新面貌。演出首次在舞台上运用全息技术、虚拟成像技术和3D技术，带领观众一起体验了古都北京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重温了神舟八号、天宫一号遨游太空、完美对接的精彩画面，以及北京奥运圣火点燃和火炬传递的难忘瞬间，使观众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文化震撼，全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本次演出采取联合观众同步创作、参与创作、互动创作和见证创作的方式，让观众参与创作的全过程，除了台上部分演员来自基层一线，台下的观众可以通过座椅上放置的反馈函，留下自己对演出的建议。“新颖！神奇！”、“太震撼了，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我爱伟大的中国！”一条条真挚的留言抒发了观众观看演出后的激动之情。
演出结束后，李长春等领导同志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李长春说，这场演出很有震撼力，让人耳目一新：第一，这台节目贯穿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主题思想好。城市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通过各种形式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北京市通过这台演出充分展示解读北京精神，是一种创新探索，我们要多创作出这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常演不衰的舞台节目。第二，这台节目是“三贴近”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的艺术要充分反映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歌颂人民的创造。这台节目充分展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三，这台节目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彩，情、景、音、舞、诗、画结合，应用尽用，堪称艺术品种的“超市”。第四，这台节目是文化与科技结合的典范，高科技的应用使抽象和具象在舞台上实现了完美的融合。第五，舞台设计恢弘大气，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李长春希望主创和演出人员坚持面向观众、面向基层、面向市场，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进一步打磨完善，使《天安门》成为一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据了解，《天安门》将在国家体育馆试演三场，主创团队将积极采纳观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修改完善，把《天安门》逐步打造成为一台弘扬北京精神，令群众喜闻乐见，与首都文化地位相符的驻场演出。
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翟卫华、王国庆、邬书林、李屹、王寿祥、马利、周锡生、陶骅、张小影、黎国如、吉林、李士祥、鲁炜、郑传福、傅政华、苟仲文、丁向阳、程红、王永庆，市政府秘书长孙康林一同观看。
“六四”缺席《天安门》 李长春赞词难掩中共软肋
《天安门》16日在中国国家体育馆首次试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与近3,000名首都群众一起观看，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舞台剧中看似包罗万象展现开国大典、五四运动及卢沟桥事变等诸多北京历史故事外，未有任何元素涉及1989年“六四”事件。
耐心梳理一番，不难发现，演出的六个部分中，涵盖了能充分展现北京风貌和精神的诸多元素，如五四运动、卢沟桥事变、开国大典、中关村高新科技园区、世界500强落户的CBD、飞奔的奥运火炬手等等。但作为天安门绕不过去的记忆----1989年“六四”风波，该舞台剧并无任何或显或隐的元素予以展示。
中国民间有谚：到了北京但没去天安门，就等于没来过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见证了中国很多的历史过往和变迁。除舞台剧《天安门》中借助光影效果大力展现的之外，天安门也是一处颇具争议之地。1976年的“四五运动”、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都发生于此。
不过，此类流血冲突事件虽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并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很多人屡犯提及，却并未被归入天安门的“简介栏”。不独是《天安门》，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百科中输入“天安门”，除了建筑特色、历史及相关图片外，也并无任何关于天安门的“负面”信息可以循迹。而在维基百科的“历史事件”一栏中，也只是一笔带过，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处理做法与对开国大典的浓墨重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抛开舞台剧的取向和价值传递的考量，曾引发中国震荡的“六四”事件虽已过去23年，但围绕定性、赔偿等事宜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如此看来，提及天安门，除了光辉与荣耀外，还有反思和教训。加之随着“六四”23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以及连日来中国政局发生的诸多变动，力保稳定可谓是中共一以贯之且紧迫的第一要务。
姑且认为作为舞台剧的《天安门》因主旋律要求不得不自动屏蔽“六四”等敏感事件，那么待到六四23周年之日，或是以纪录片形式呈现的《天安门》，也刻意对此段历史遮遮掩掩，就有些不足道了。毕竟，历史已成既定事实，唯有直面并从中不断反思，才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民众的负责任之举。如果一味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来管控，反倒容易刺激民众的“知晓欲”，并给那些伺机扰乱中国民心的“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与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提莫西•艾什围绕言论边界展开的对话中，对中国当下限制言论自由的原因做了分析。刘瑜称，倡导言论自由，是相信观念的市场会同商品的市场一样，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而就中国来看，坏的观念完全可能凌驾于好的观念之上，导致“劣胜优汰”。将此援引在中共对六四的刻意回避上，便是借助好的观念有效预防坏观念的侵蚀。这一逻辑看似合理，却也暴露出了言论管控之外的自我陶醉。观念市场的承受力，以及观念的好坏，并不是由执政者单方面决定的。在“六四”问题上，中共逐渐放开管制的做法，如允许逃亡台湾的“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等回大陆、侯德健解禁并于鸟巢开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等，都是值得称道的做法。至于舞台剧《天安门》中“六四”元素的缺席，单从中国惯于宏大叙事和歌功颂德的传统来看，这一做法也算是应时应景。
在《天安门》首演之日，除了李长春外，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及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均观看了此舞台剧。李长春“主题鲜明”、“三贴近典范”的称赞，以及对北京精神的大力推崇，无疑是对《天安门》的嘉奖和肯定。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舞台剧却并不完美，因为它部分地预示了当前的中国还未能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以更加冷静清晰的眼光审时度势。
《文汇报》前社长病逝 六四时曾刊开天窗社论
1989年学运期间，决定社论“开天窗”只刊“痛心疾首”四字的《文汇报》前社长李子诵，5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100岁。曾与李子诵共事的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李拥知识分子风骨，其离世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中国官方新华社5月12日午间报道，全国政协前常委李子诵11日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100岁。法广中文网报道称，由于李子诵地位特殊，《文汇报》正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商讨殡葬事宜，包括讣文内容，故此12日的《文汇报》未有报道李前社长的死讯。及至12日中午，新华社以35个字简短报道了李的死讯。
《文汇报》5月13日发布了前社长李子诵病逝的讣文。
《文汇报》5月13日也刊发了讣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六、七届中央常委、香港《文汇报》前董事长、社长李子诵先生于5月11日下午14点34分在香港东华三院冯尧敬医院辞世，享年101岁。”
香港媒体披露，李子诵向来健康，2010年按中国人传统提前在99岁庆祝百岁大寿时，还出席了两场《文汇报》同寅寿宴，一次是现仍在报内工作人士，包括社长等高层；另一次是89年后与他共同进退的战友，但在2011年圣诞节前，身体突然转差，一直在医院和疗养院之间来回。5月11日病逝之际，其家人也陪伴在侧。
李最为人熟悉的，是在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时任《文汇报》社长的他与总编辑金尧如决定在1989年5月21日《文汇报》社论，只以粗黑字体刊出“痛心疾首”四字，以抗议中共政府宣布天安门广场戒严，成为广被传颂的“开天窗社论”。他在六四事件后，亦多次领导《文汇报》批评中央的做法，后来被免职。
1989年5月21日《文汇报》开天窗社论：“痛心疾首”。
1989年学运期间在《文汇报》任驻京记者的刘锐绍透过媒体表示，李子诵当年决定“开天窗”，面对很大压力，反映他择善固执和知识分子的风骨。他忆述李有四句名言：“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有善必扬、有恶不隐”，提醒同事要独立思考，又嘱咐当时在北京的刘锐绍要努力求真，只要是真实的便要报道。刘形容李的离世是新闻界重大损失，又透露李晚年仍坚持每天阅报和剪报，身体力行关心时局和新闻界，体现老报人对事业的忠诚。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对李子诵的认识虽不深，但知道他在八九民运期间，领导《文汇报》对北京的情况有凭借真相的报道，并“开天窗”勇于与中共唱反调。蔡认为，李子诵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真正文人的忠实和对正义的偏执，而且他的背景虽然在左派系统出身，但在大是大非上亦勇于表达相反意见，“与现在一一转軚的人有天壤之别”。蔡表示对李离世感可惜和悲伤，支联会亦会先了解其家属或友好对其后事的安排，再决定派代表向他们表示追悼。
李子诵生于1912年，16岁便加入新闻行业，先后在《大公报》、《华侨日报》、广州《建国日报》等担任校对和编辑，投身报界近60年，1951年任香港《文汇报》社长。在1989年“开天窗”后，李被免职。1991至1995年间，他与1989年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的程翔一同创办《当代》杂志，担任杂志副总编辑，继续关注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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