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7岁的刘文（化名）参军了。那时，他的老家山东某地农村的婚俗很简洁。男方到女方家见见面，小伙子到女方家时，拿出10元钱，对方接过去，这婚事就有谱了，姑娘不接钱，就没戏。再加那时人们热爱解放军，刘文的“身份”因成为一名军人而倍增。
不曾料想，因为谈婚论嫁时遭遇“文化大革命”，他的爱情历尽磨难。
串联旋涡邂逅爱情
参军后，我敢想敢干，1964年作为全团惟一的“五好战士”，被选入海军预备学校到江西上饶补习了1年高中文化课。1965年，进入大连海军工程学院动力系学习。
我所学专业的方向是海岛发电，很喜欢，但入学不久，我和同学被分到东北农村搞“四清”，直到1966年五月才回到学校。返校不久，我回去探了一趟家。从家里一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在校园里已经铺天盖地。
1966年9月，中央军委下发文件：部队大专院校学员，一律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我和同学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被接到海军大院。国庆节那天，我和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唱着《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接见几次之后，我和同学也开始“革命”，搞大串联，刻蜡版印小字报。
我被划进了“红色造反团”，得到当时的海军领导支持。
1966年冬天，我接到军队首长的一个通知，让我通知总后勤部所属学校的学生参加一次征求意见活动。我拿到的名单上有一个名叫李蔓（化名）的，是第七军医大学的学生。在总后勤部大院，面对人群，我放声喊：“谁叫李蔓？”一个高个子、白白净净的女生举手答应：“我！我！我！”就这样我们相相识了。
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1967年初，我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李蔓，回到学校。那时，大连的校园里也开始武斗。目睹这一切，我很困惑，就写信告诉了李蔓。她的家在北京，她也回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况。
大连的情况日益恶化。1967年中期，武汉一群盲流窜到大连，大肆抢劫。后来我所在的“红色造反团”有枪了，各派别的人开始抢军装、抢枪支弹药。公安局两派都互相打，大连死了不少人，治安一片混乱。
眼见局面越来越难控制，1967年冬天，中央军委指示，赶紧把军校学生分配走，原则是“哪里来的哪里去”。这样，我回到山东青岛的原部队当了排长。李蔓来信告诉我，她被分配到了西藏。
因为是从院校毕业的，干得又很好，我在部队很受重视，很快就成了党组织发展的对象。但是，不久，因为我和李蔓的关系，情况急转直下。
结婚政审噩梦连连
分配工作后，我和李蔓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在去西藏报到前，李蔓写信问我：“咱们能不能结婚？”我回信让她来趟青岛。李蔓来青岛后，哭诉了短短几个月内，亲人接连遭受的不幸。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又被关进了监狱）；任一家中学校长的母亲也被打成走资派，剃成阴阳头，赶出家门，下放农村劳动；她的弟弟和一个妹妹到内蒙插队去了，另一个妹妹被分配到了河北邢台。曾经幸福圆满的家庭顷刻间空无一人……
李蔓的遭遇深深地撼动了我。
我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人没有错，是当时的做法错了。我毫不犹豫地写了报告，请求组织批准我和李蔓结婚。那时，结婚政审是件大事。接到我的报告后，部队发函调查李蔓的家庭背景。
那时，李蔓的父亲尚未被抓进监狱，所以，部队向中央办公厅发函调查时，中央办公厅的回函是“革命干部”家庭。因此，部队在我的申请手续上签署“同意”二字。虽然有了这纸手续，因为其他原因，我和李蔓的结婚手续仍没能及时办理。转眼到了1968年，李蔓启程赴西藏报到。但到达西宁后，因为大雪封山，她只好在西宁等冰雪消融。在这种情况下，李蔓再次写信说：“干脆结婚吧。”因为一旦进藏，至少要两年后才能回内地。
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一个群众组织写信给我的部队，说李蔓的父亲是“叛徒、反革命、杨尚昆的死党”。虽然，李蔓的父亲所谓叛徒身份是因为在国民党监狱坐了4年牢，但因此他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
问题被人“揭穿”后，部队不让我结婚了，而且要我立即断绝和李蔓的恋爱关系！
因为我是院校回来的，又是最年轻的干部，组织上三番五次找我谈话，问：“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反革命的女儿？”还说：“在青岛，你要什么样的，我给你介绍。”压力虽然很大，我却丝毫没退让。
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怕，就担心李蔓的家庭本来就遭遇不幸，自己再和她断绝恋爱关系，她有个三长两短。真的出了什么问题，组织能承担什么责任呢？我把这些想法说给组织，得到答复是：“做她的工作。”
不让结婚，我们就不结。彼此真挚的感情，在逆境中越来越深。在西宁等待进藏的时候，李蔓先后两次来青岛，虽然没有海誓山盟，但我们都认定今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的心分离。
但1968年八九月份起，也就是她第二次离开青岛后，我和李蔓失去了联系。我往西宁、往总后勤部写信，一封封都石沉大海。我的心一下陷入了深切的焦虑之中。
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我根本不知道，李蔓被抓起来了，被关押在北京香山旁的一个地点。
1969年，与李蔓相似的命运也降临在我的头上。因为坚持不放弃自己的爱情，我也被关起来了。一天，在团部，有人告诉我：“刘排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反革命的女儿勾勾搭搭，有严重政治问题，要办学习班。”从此，我被关押，被人严密看守，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学习班以外的人谈话。
在被关了3个月后，也就是1969年7月份，我的问题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处理结果其实很严酷，我被安排复员回到山东原籍农村，从一个月薪52元的部队干部一下子成了农民。
1969年9月，已经25岁的我背着一个装满书的柳条箱“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
从城市回到农村，我一下子成了大龄青年。回家不久，父亲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紧接着，七大姑八大姨接连给介绍了一批对象。因为无法忘记李蔓，所有对象我一概不见。别人只知道我受打击了，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自己有了心爱的姑娘。
后来，李蔓突然从北京给我写来一封信，说她也复员了。一接到信，我拎了个小包就往北京跑。在住进北京东四附近一个澡堂后，我与李蔓劫后重逢。
李蔓见到我，第一句话竟是：“我可是反革命。”
“那是他们说的。”我脱口而出。
我们聊呀聊，这一聊，我才知道李蔓失踪是被抓起来了。
这次会面时，李蔓做了个勇敢的决定：“我和你回山东。”几天后，她就带着户口跟着我回了山东农村。不久，我们在公社办了结婚证，做了两床被子，买了一个三屉桌，请亲戚吃了一顿饭就结婚了。
我返乡后，成了深受乡亲们欢迎的人，先是作为民兵副连长带着民兵挖河，后在大队当会计。李蔓这个医学院毕业的毕业生先到公社卫生院当了一段临时工，后来回到村子和农村妇女一起干农活。她会看病，淳朴的乡亲对这个北京来的媳妇很好。
1975年，落实政策开始，李蔓的问题率先得解决。这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李蔓在一个门诊部当上了医生，而我一个人孤独地留在山东依旧是个农民。
我渴望与妻儿团聚，开始奔波自己的政策落实。此时，我的岳父已落实政策走出秦城监狱，他的上司杨尚昆也回到北京。老人也开始操心我的事情。终于，问题惊动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最终得以解决。
那是1976年的一天，我所在公社的大喇叭宣布一批落实政策者的名单，其中有我的名字。当时，在我们村子蹲过点的县外贸局的局长看中了我的能力，把我招收到了外贸局。
1978年，李蔓在北京找到一个妻子在山东的两地分居者，和对方谈好，我和那个人对调。通过如此曲折的过程，我终于来到北京和妻儿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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