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１９６６年又深深陷入文革党内斗争，以致最后身陷囹圄，受到极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吴将军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笔来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撰写了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对自己的经历和文革历史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吴将军的回忆里也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笔者愿就这个机会再次向吴将军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愿将军的英灵永生！
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余汝信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吴法宪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９·１３”一夜之间，使这位中央要员直从天上跌到地下，并因１９８０—８１年两案审判被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七年，从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９月，吴法宪走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被安排至山东济南居住，过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后十多年间，他的思想并未因地位的巨大改变而颓废、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近日，这部《吴法宪回忆录》终于在作者病逝两周年之际，在香港面世。
作为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吴法宪的个人回忆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说在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即便作为被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何况吴法宪早已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便已恢复了公民权，他当然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述说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表达他个人感怀的自由。正如回忆录的作者自己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由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吴法宪回忆录》自序，页Ⅱ）
结束语
迄今为止，本人就《吴法宪回忆录》下册已连续写了二十一个系列，前后历时整整三周时间，到现在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读书写作的时间有限，下笔难免仓促，思考也未必成熟，挂一漏万，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论述，所以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然而，笔者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就文革史上的诸多问题，结合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写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随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更多的是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追寻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的原貌，将吴将军回忆中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达给读者，使那些尚未读到此书的朋友们对此也有初步的了解，为日后的阅读思考提供一些有宜的参考。
以笔者对文革史的了解，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录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吴将军在文革时期亲身经历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参与筹备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与此同时，吴将军还长期担任解放军空军的主要领导人，参与、领导了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对敌斗争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所以，吴法宪将军的回忆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是我们研究军队史、文革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综观吴法宪将军一生的经历，在中共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吴法宪是中共军队中的一员骁将，经历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具有传奇性的革命战斗经历；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吴法宪身不由己地卷入军内斗争的漩涡，而１９６６年又深深陷入文革党内斗争，以致最后身陷囹圄，受到极其不公的待遇。然而吴将军并未因此而消沉，而是拿起笔来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撰写了这部八十余万字的回忆录，对自己的经历和文革历史作了极为详实的记述。虽然吴将军的回忆里也有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已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仅就文革史部分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官方长期以来歪曲和掩盖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认为，这部回忆录的问世足以构成对官方史学一家之言的挑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笔者愿就这个机会再次向吴将军的在天之灵表示由衷的敬意，愿将军的英灵永生！
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
----《吴法宪回忆录》述评
余汝信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吴法宪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９·１３”一夜之间，使这位中央要员直从天上跌到地下，并因１９８０—８１年两案审判被列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七年，从而成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后，１９８１年９月，吴法宪走出戒备森严的秦城监狱，“保外就医”，被安排至山东济南居住，过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后十多年间，他的思想并未因地位的巨大改变而颓废、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近日，这部《吴法宪回忆录》终于在作者病逝两周年之际，在香港面世。
作为文革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人，吴法宪的个人回忆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说在一个走向法治的时代，即便作为被告，也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更何况吴法宪早已在上世纪结束之前便已恢复了公民权，他当然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述说他经历过的历史事件、表达他个人感怀的自由。正如回忆录的作者自己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历史事件，是由很多的侧面来展现，完善的，在我的回忆录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件，我所经历和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还需要其他的史料来印证，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吴法宪回忆录》自序，页Ⅱ）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八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
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时已经到了三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页７７５—７７６）
吴法宪接下来说，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３日晚９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在外地的毛泽东、林彪以外，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接着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等共六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研究。此后该小组对宪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惟对国家主席设置与否意见不一。
[未完，待续----下一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了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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