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之路虽然山雨欲来但依旧只是知识分子的空喊，而总理温家宝声嘶力竭的鼓吹也终难看到大张旗鼓的动作付诸实行。历10年为邓小平写作传记的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对外界质疑邓小平为何“阻挠”政改提出辩解，邓小平其实是明确支持政改的，为此他也曾令赵紫阳牵头召开会议研究可行性，不过在他看来只有稳定团结政改方能稳步前进。
5月15日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出版。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傅高义再度对邓小平的历史角色进行了阐释。对于外界对邓小平一生的争议，他表示相信连批评邓的人都会承认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很大。
傅高义承认，1998年通货膨胀、价格冲关，特别是“六四”期间的一些做法，邓小平是不对的。但是邓小平“老了”，“要是他年轻些，更了解中国老百姓的情况，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
邓小平生前对“六四”的镇压从没后悔过。傅高义为其辩解说，那是因为“邓小平当时认为情况太乱了”。1989年5月20日，他派军队去镇压学生运动，当时没有开枪，也没有打人。他觉得要是平静下来了，就不需要再派军队去。但是，5月20日老百姓不让军队进城，不让军队到天安门，“所以他为了全国安定团结，只能用军队去镇压，没有其他办法。”
他认为，无论如何今天都必须承认邓的贡献，他的很多看法到现在都值得肯定。
的确，邓小平主张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但到后期他一直不愿意推动政改。傅高义认为并不是邓小平不支持政治改革，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形中中国需要更多的稳定团结。在邓看来，推进政治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要是整个社会各方面情况都好的话，政治改革是完全可以展开的，要是情况太糟糕的话，就不能推进。应该先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百姓支持，政治改革就可以稳步推进。
傅高义引用了两个例子证明邓小平当时的态度：第一个是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事实上在此前后，邓小平的讲话均表达了推动政治体制的意愿，1986年在解释政治改革迫切性时，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傅高义引述的第二个例子是1986年邓小平曾让赵紫阳牵头召开很多会议，讨论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
不过流亡海外的民运导师方励之并不认同傅高义的判断，他曾表示邓小平“禁止”政改就是一方面要让跟中共有关系的权贵精英获得财富，一方面则保护中共的权力。
傅高义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邓小平一个人考虑的，华国锋执政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改革开放了。虽然很多人说华国锋相信“两个凡是”，但关于改革开放中经济特区的名词，是华国锋取的，而不是邓小平。华国锋还派调查团去欧洲考察。这说明华国锋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他反对改革开放，
傅高义是一位美国作家，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他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已在中国出版。目前，傅高义正致力于对邓小平及改革开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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