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当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场“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的整风运动会迅速发展成腥风血雨的“反右斗争”。这一场时代悲剧，让众多耿直的知识分子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时至今日，有的知识分子为当时的行为忏悔，有的知识分子至今不敢说真话。
中国时报报道，章伯钧在“反右”期间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章诒和回忆说，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章伯钧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感到异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
但是，章诒和回忆，五月二十一日章伯钧就被找到中央统战部开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二十二日，章伯钧的谈话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也成了章伯钧画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章诒和回忆他父亲，“画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
有了“不予改正的右派”的父亲，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章诒和在不同的地方也都承受著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文革”期间，章诒和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
在“反右”运动被迫害人士中，还有一位知名的北大才女林昭（原名彭令昭）。林昭当时就读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因为同情“右派”同学张元勋，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
林昭随后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她非常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系副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学校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一九六○年前后，林昭回到上海养病，在上海又因与“反叛者”的交往，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而被控以“组织反革命集团”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严重的虐待，最后遭到处决，死时只有三十六岁。处决之后，狱方还去跟她的家人要五分钱的“子弹钱”。林昭被捕之后，没多久她的父亲就含愤自尽；她被处决后，她的母亲精神错乱，最后也走上绝路。
章诒和、林昭深受“反右”之苦、之害，但是，也有人在“反右”中得利，现在充满忏悔之心，她是丁子霖。
“我的同学里有三个人被中宣部定性为‘严重反党’被打成右派。当时，我的年纪还小，根本不懂得‘鸣’、‘放’，由于没有言论，在‘非右即左’之下，我就被画为靠左。我年轻、幼稚、阅历浅，虚幻的就像跟棍子，给人戴帽子。现在想来，我跟他们是活在两个世界，他们是先知先觉，但是他们的一生因此改变了。回想起当时，我很忏悔！”丁子霖在平静的语气中道出了她的反思。
五十年过去了，伤痕并没有抹平，忏悔在若干知识分子的心头里悸动著。问起“反右”对大陆最严重的影响，丁子霖说，“彻底的封杀了知识份子的言论，彻底的成为一言堂；当年很多人没敢说真话，到现在也还没敢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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