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是中国北京发生的一场大型的学生运动。时至今日，23年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说辞依然呈现“雾里看花”的征候。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这一变化传递出了怎样的治理讯号？在三步走“修正”说法之后，中共又会有何实际作为以应对汹涌暗流，成了“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各界热议的焦点。
争议之外，“六四”事件已成为既定事实，对普通民众的伤害及对国家发展的阻碍也已造成，当前除了正视外别无他法可循。中共从“动乱”、“暴乱”到“政治风波”的过渡，也可以看做一种“修正说法”层面上的平反举措，只不过乍一看此修正做法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其实，自1989年4月26日伊始，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为标志，中共的渗透力和管控力便已初露端倪。社论内容主要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这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下令起草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的社论，将动乱归因于“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并发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呼吁。
社论发表后，在基层引起剧烈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生党委组织报告中对此也透露出很大的抵触情绪。随着四二七游行、绝食潮、颁布戒严令、百万人上街、港人声援等一系列“蝴蝶效应”轮番到来，最初的“动乱”定性也转而被称作“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继6月3日调集20万戒严部队并发出三段《紧急通告》后，于次日又发出“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的声明。
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对“六四”事件又有了新的定性，即用“严重的政治风波”替代了此前的“反革命暴乱”，并延续至今。与此同时，“六四”事件变成了中共刻意淡化并竭力严格管控的敏感问题。不管是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的干预，还是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有意绕开海外媒体针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以及历史教科书跳过这一“政治雷区”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中国并未真正从“六四”阴影中走出来。
与官方竭力掩盖“六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不满官方评价而做出的以平反“六四”为核心的强烈要求。2002年6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曾将“六四平反”作为谈两岸统一的条件，称“‘六四’不平反，则没条件谈两岸统一。”这一呼声也得到了文化局长龙应台的“接力”，表示“‘六四’不只影响中国的命运，还有世界秩序的重建。”至于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的组织----“天安门母亲”则更直接有力地提出：要求中共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八九民运、释放被囚民运人士、负该负的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
相较于“六四”前，中国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经济领域接二连三的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可即便如此，每每谈及人权及民主运动，却极易成为众矢之的。原因在于，中共在修正说法之外的“修行作为”并未能及时诉诸民众，反倒是西方媒体刻意放大唱衰中国的声音不胫而走，抢占了并利用了国民对六四的模煳化记忆。这一现实窘境也提醒着中国当政者：越是试图以回避之法管控的，反倒越容易遭致异化。当前的中国，不管能不能承受得起放开六四言论的考验，至少该经历这样一次“测验”。毕竟，“六四”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的集体印记，除不掉也绕不开。至于“动乱”、“暴乱”及“风波”之后，是否会有其他的修正说法存在，相较于“‘六四’真相直面公众”，已然不再重要。中共以做代说 “六四”政治风波定论难“翻案”
曾引发中国震荡的“六四”事件虽已过去23年，但围绕定性、赔偿等事宜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过。随着台湾作曲人侯德健解禁并于鸟巢开唱、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赵紫阳解禁等放松管控迹象的频繁出现，中共已然从以往密封的铁皮箱政策中走了出来。此类做法无疑契合了普通民众看重的“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的心理诉求。
但中共的这类放松管控的做法，并未得到等量齐观的理解和回应。就在中国大陆公安部2011年稍早两次找上“六四”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时，却被要求“先要有个是非对错”。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先玲表示，对于“六四”死难者亲属的诉求，北京当局向来沉默对待，现在能尝试商谈赔偿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对于这种方式“（天安门母亲）并不赞成”。加之，赔偿事宜的商讨由公安部门出面，是对“天安门母亲”尊严的一种不尊重，一种侵犯。
就近来看，北京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往美国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在美国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在大陆其他媒体集体噤声之际，9日首开“绿灯”围绕由方励之逝世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被外界视作“难得的进步”。
中共在“六四”问题上的微妙变化催生了政治风波定性有望被推翻的揣测。但略加考究一番，这种推翻风波定论的可能性便无疾而终了。从中共方面来看，一方面想把权利永不动摇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维持当前社会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又想缩小两极分化，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争取民心。这种左右为难的“夹境”状态，决定了其很难开诚布公承认六四中的错误。毕竟，从动乱、暴乱到政治风波的过渡，已经从旗帜鲜明的对抗转向了缓和淡化，如若再进行重新定性，则只能偏向于“学生爱国运动”。而这，是中共不可能做出的让步。
而作为竭力呼吁平反“六四”主力军的海外民运，近年来也开始日益凋敝。除舆论发出“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等声音外，连同“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也坦言----“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据悉，1989年“六四”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而现如今，全部算计在内不过200人左右。海外民运不仅“后继乏人”，就连此前摇旗呐喊的领军人物也纷纷开始变得“不瘟不火”。
“六四”事件发生的1989年，正值邓小平执政中国期间，其“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六四”定论难以“翻案”的结局。在1989年前后，邓小平曾多次围绕稳定发声，并将“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重要条件之一的位置。同时断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一政治理念延续至今，仍被当做“金科玉律”推动着中国的持续发展。所以，推翻“六四”政治风波定性的做法，对中共而言，后期可能连带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很难预期和把控，所以与其冒“政治不稳定”的险，不如静侯“六四”逐渐淡出公共话题，同时辅之以经济提振。如此一来，即便“六四”定性与做法却有“瑕疵”，也可以有所补充和回旋。
不过，历史已成既定事实，不会因为方励之的离去或是更多方励之们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也不会借着经济方面的成就得以虚化。与其让西方媒体抓住零星由头大做文章，不如把问题置于广场之中，给当下亟待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一个机会。诚如众所力推的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作为遗留问题，越往后推越难接近事实，被演义和渲染的空间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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