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四”，反思与追忆已逐渐成为近年来的主调，当初的那批“活跃分子”诸如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的发声，力度已越来越弱。他们的抗议或是民主呼声，并未取得多大实效，反倒是指责其意图将“六四”风波当做泄气阀的论调开始不断涌现。
据悉，曾盛嚣一时的海外民运团体近年来深陷“灭亡危机”中。有舆论称：“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就连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自己也承认，“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抛开言论上的失败论调，单从人数规模由五千余人降至百余人的现实情况观之，海外民运已然呈现出一副落败惨象。
即便如此，海外民运从未停止过对六四的声讨，而开展声讨的最有利武器便是“民主”和“自由”。换言之，六四严重流血冲突事件，就是中国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直接产物。当时，得益于“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三大主张，学生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加之中国还未从十年文革浩劫中彻底恢复过来，中国经济改革还处于未成形的起步阶段，故而直接促成了民意的“沸点”状态。时至今日，中共领导者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做出了多方探索，这也让民运分子少了“汇集民意”的唯一筹码。
一位年过半百亲历六四的北京人士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一些逃往海外的民运分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到底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民”着想？时过境迁，暂不对过去指指点点，但需要想一想，近年来从中国留学海外的学生成几何数增长，为什么当年的“学生领袖”、“民主斗士”们无法赢得留学生的信任？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人权并非“糟糕透了”，至少与海外民运分子“想象之中”的大相径庭。原因在于，叫嚣民主与人权的异见者们，并未跟着中国的发展脚步“齐头并进”，导致了其思维概念还停留在“六四”时期或更早前的阶段。
当时的学生们提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三大主张，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样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学生们的勇气感染了民众，主要还是因为上述三大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但即便如此，也不意味着当下的中国已经具备爆发类似“茉莉花革命”的氛围。今年年初，在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之后，原北京体育学院学生、在六四镇压中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指出，中国的社会矛盾比突尼斯和埃及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倍，但中国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生“茉莉花革命”？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像埃及的“解放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赢得胜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处都是导火索，但这些导火索不是被分散了，就是被瓦解了，或是被转向了。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所有的热点，都没有最终引向爆炸”。
作为亲历过“六四”的人，方政确有话语权来评头品足。但限于其对“六四”的感性认识，很可能因此而少了理性的成分。如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否真的比突尼斯和埃及严重，是值得商榷的，毕竟中国看似庞大且不可遏止的民怨和激愤很多时候像一个肥皂泡，如同网络上喧嚣的民意，并不能代表整体，甚或由此推断出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尤其是“六四”发生23年后再来看，民运分子团体从未间断过的抗议举动之所以并未将导火索引向爆炸，关键在于，其叫嚣和抗议的“筹码”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土壤，“六四”风波也因之成了其发泄愤懑的窗口。
所以，民运分子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并不足以构成引发“爆炸”的危险。中共“‘六四’恐成泄气阀”的担忧，一方面道出了民运团体式微的局面，同时也为自己压制“六四”言论的做法找了个台阶下，可谓一举两得。不过，长远来看，民运团体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一，民运分子的呼声时时警醒着中国加快自由民主化步伐的必要性；其二，中共解决与民运团体相关的事宜的态度转变可作为外界管窥中国的窗口，这种变化正在逐渐走向明朗化；其三，相较于矛盾集中爆发产生的不可控杀伤力而言，这种渐进式的矛盾外泄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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