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舆情学者沈阳在为今日《环球时报》供稿时同样提及这个网络舆情场上的“塔西佗陷阱”。撰文之时，这位武汉大学教授昨晚专门声明，“前段时间接受过南方传媒研究约稿，这次也接受环球约稿。”
南方系和它的朋友们与环球系的对峙确已再燃战火。
导火索是一场道歉。《环球时报》对腾讯“恶意改动社评标题”的指责以及腾讯网稍后发布的致歉声明，在昨天下午成为媒体生态关注者们的焦点话题。胡锡进总编辑既收获了司马南、吴法天们的道义支持，也遭遇了异议者们更大音量的讽刺：曾经同样主办过国际新闻刊物的赵楚斥责，“看到所谓适度允许腐败的论调，还要去找人家扭曲标题，要道歉，实在觉得这个报纸的主办人员不是无耻，而是弱智。”
被嘲讽为“窝里反”的环球网自然不便向幸灾乐祸的网民们解释自动抓取技术带来的“乌龙转载”，而是在第一时间首页示众腾讯的道歉声明截图；与此同时，人民网那篇全天推介的《以耸人听闻博取眼球，“标题党”损害新闻传播》简直就像是未卜先知。
虽然也有人找出了“搜狐早晚报”手机客户端上同样的“罪状”，但作为腾讯的竞争对手，这家商业门户已经在傍晚的新闻首页推荐标题：“《环球时报》称其反腐评论被改标题致扭曲，媒体致歉”。而待到今晨，其编辑更发现，还可以来一条《中青报反驳环球时报：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相信连在本报发表《从腾讯网向环球时报道歉谈起》、以文革批斗为例指责网站编辑断章取义移花接木以求转发量和点击率的单仁平也不一定能想到，在头版《谁都可能是“标题党”幕后推手》的引领下，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允许评论员曹林在评论版头条针锋相对，宣布《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
于是，这位时评高产作者将自己昨日通过微博自行发布的《驳“腐败适度论”》加以梳理，点名批评那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畅销子报，“环球时报近日刊发《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评论，看这个题目，本以为是批评腐败、倡导反腐，可透过评论中那些浮在表面上关于反腐败的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却能发现不少让人目瞪口呆的谬论。”
显然，曹林不认同胡锡进在与腾讯交涉时所认为的“断章取义”，他认为那句“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不过是“粉饰于其观点之表的文字游戏”，究其实质所指正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宽容腐败论”，并直斥“真的如此吗？如果老百姓能真正做主的话，谁会容忍腐败存在？”文章而后再指，“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反腐败不容妥协。天真地以为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这篇指名道姓的檄文迅速风行网络，新浪决定两相对照，在评论频道将之与《从腾讯网向环球时报道歉谈起》。不过，如果再细搜寻，便会发现，还有更多与曹林、《中国青年报》心心相印者，且不避以编辑部立场示人。在西部，《成都商报》发文质问“对腐败只能零容忍，岂能讨价还价”，强调“对腐败零容忍都未必能够杜绝腐败，一旦容忍之，腐败必然泛滥。”在东部，《第一财经日报》以社论高举胡锦涛那句“反腐关乎人心向背与执政党的生存死亡”,在承认“反腐之路漫漫，这是现实”的同时，更指最紧要的“不是探讨公众对腐败的容忍空间，而是要坚持‘零容忍’的原则；不是嗟叹反腐之难，而是强化反腐力度，补上反腐‘短板’”。在河南和云南，《大河报》与《生活新报》均允许舒圣祥讥笑道，“不得不说，这篇社论深得阿Q精神胜利法的真传，简直就是公开鼓吹人们对于腐败的麻木不仁。”财新网也在昨夜刊出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访谈，由其断定，“当今社会，老百姓对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切试图为腐败现象做辩解的言论，其结果将助长腐败的泛滥，最终受到人民的唾弃。”
作为南方系一员，《21世纪经济报道》此时的社评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以刘志军和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受贿案为反面典型，文章开篇即云：“其中值得所思的是，最近社会上出现了部分对腐败的麻痹声音，如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质疑媒体对腐败等社会负面报道等。”根据作者的分析，“那种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腐败的论调，恰是对腐败和腐败现象两个概念的混淆。殊不知，腐败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设计的失范，是可以从制度上加以根治的，无法‘根治’的是腐败现象，因为腐败现象是一种个体道德行为，任何社会都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可见，当前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不能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更不能以目前腐败频发就要求民众适度提高容忍度，并要求媒体和谐之。”
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结，文章收官点明，“惩防腐败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自我净化的重要使命，对腐败哪怕是适度的容忍都是一种罪过，当然这不排除引导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正视。因此，当前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把权力放置在依法行政的铁笼，压缩权力背后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一腐败温床，降低公权滥用的腐败收益；否则面对公权内含的巨大市场租值之诱惑，通过道德自律和严刑酷法不足以制止公职人员的以身试法。”
对常被认为拥有报道评论“特权”的《环球时报》的集体反击来得如此迅速，并且是成功穿越自媒体渠道登堂入室后的白纸黑字，这或许也给了“祸主”腾讯以勇气。编辑们不仅在第一时间用评论频道被关闭后仅存的新闻首页推荐位置转载来自团中央机关报的声援（甚至特别注明又更换了标题），更在稍后换上来自南方系的那篇社评。
的确，那句“同时要求媒体减少对腐败等社会负面的信息传导，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另一场论战及之后的赴京道歉。
如果说腾讯此番改动信源标题是否可以算作“断章取义”还可以在技术伦理层面稍加讨论，如果说胡锡进那句“相信这件事是腾讯网个别编辑所为”的说法至少还能换来对其风度的些许赞赏，那发生在《时代周报》和《北京日报》之间的故事就引来了更大的愤懑，被解读为市场化媒体向官办媒体背后政治力量的屈服。
《深圳商报》通过《两家媒体向两家媒体道歉》在今晨做出报道，引用的反响是：“在公布《时代周报》道歉一事之后，《北京日报》官方微博上择的是转发来自《环球时报》的委屈：“经常看到有人发微博称，某报或某人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无前无后，在被转发的语境中非常刺眼，大多是通过断章取义得来的。转发者故意让公众看到一个明显荒唐的意见，这样传递被扭曲的信息，很多时候构成了对所涉人或机构声誉的故意伤害。”
午间最新动态，搜狐知难而上，在论座专题中甚至把《人民日报》三天前那篇《不能把腐败扩大化》一并当成了陪绑子报的“奇葩”，将两者分别命名为“孤岛式反腐”和“天马行空式反腐”，批其“对舆论兴师问罪”皆为愚民：“两朵奇葩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民主反腐并不靠谱。一个认为民众舆论把腐败扩大化了，并没有分清楚哪些是腐败哪些不是腐败，大众舆论制造了一个到处都是腐败的‘幻象’。另一个则直言民主反腐没用，有些民主国家腐败甚至更严重。这显然本末倒置了，舆论只是对反腐提出了诉求，真正执行反腐的在立法机关完备法律，公检法严格走司法程序，而政府能够内部自查。显然它们找错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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