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六四事件23周年，内地仍视六四为禁忌，但隐约间已见松动，这些微细变化，还没有足够能量促使当局直面六四迅速平反，但是变化的性质和态势，使人坚信平反六四早晚都会到来。
据6月4日报道，中共对于六四事件，23年来“冷处理”，官方不再提及，禁止民间讨论，意图藉时间洗去人民对事件的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做法收到多大效果，并无科学统计，不过，内地偶尔仍然有人因为六四事件涉案，所以，有理由相信六四仍然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即使连当权者也未忘记，未曾放下。特别是当年与六四事件关系密切的人，为求自保，相继为自己开脱。
继前年《李鹏六四日记》出版之后，1989年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被指有份向邓小平谎报军情，使邓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导致事态急速恶化，陈希同近日也在境外出版一本《陈希同亲述》，就六四事件讲他的版本。
李鹏和陈希同在六四事件，被认为是主张强硬对付学生，导致暴烈血腥镇压的头面人物，他们在有生之年，出书为自己立此存照，目的为力图洗脱个人生平中的巨大污点。李、陈这个举措，说明一些情况。首先，当年的镇压力度，肯定非同小可，他们企图淡化自己在镇压的角色和作用。其次，他们判断六四事件一定会平反，若那一日到来，无论在生前死后，他们都不愿意承担主要责任。
李鹏和陈希同为自己开脱的说辞，是真是假，无从判断，不过，在中共就六四事件所有数据都秘而不宣情况下，这类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于拼凑六四事件整幅图像，有一定作用；况且，由于各人利益不同，暴露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扞格，也有助于从多角度了解六四事件。例如李鹏在《六四日记》将陈希同写成“北京市戒严指挥部总指挥”一事，对于这个衔头，陈希同在书中表示根本不知道，也从未指挥过什么人，他形容自己在六四事件中只是“傀儡”。这个衔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外界无从知晓，但李鹏和陈希同的说法互相矛盾，说明个中有问题，这就给寻找六四事件真相，提供了一条线索。
另外，李鹏和陈希同都要到境外出书，才有发声机会，对于他们这种曾经权倾一时，可以随意剥夺人民发言权利的人，是一大讽刺。李、陈二人万万不会想到，他们要倚赖香港的自由，才得以诉说自己的六四事件版本。此事说明香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可贵，值得所有人珍惜。
除了六四事件的反派角色忙于为自己开脱，2012年六四前夕，已知内地一些地方，例如山东济南、贵州贵阳、福建福州等，都有民间人士公开举行悼念六四的活动。往年，当局对这类活动大力打压，2012年未见即场采取行动，有人认为，这是反映中央对处理六四出现了松动。最近几个月，不时传出总理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但未获接纳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3月间引述中共高层消息称，温家宝曾经3次建议中央平反六四事件。
温家宝是否推动平反六四，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只要以客观取态审视六四事件的影响，都会认知过去23年中国经济虽然飞跃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政治体制未能相应发展和调适，导致贪污腐败成风，衍生大量深层次矛盾，社会宛如翻滚沸腾的压力锅，潜藏巨大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在这种体制下，面临发展瓶颈，需要添加动力，才有可能持续较快发展。
内地社会、经济所面对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出路，若温家宝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平反六四，合乎他一贯的思路逻辑。六四事件是横亘在官方和民间的一条巨刺，若实事求是地使之消融，大焉者可以使民族提升、国家发展，小焉者，于构建和谐社会，也会事半功倍。若平反六四被操作成为派系权力斗争的筹码，则中共不算真正放下六四，国家未能真正走出伤痛，无助于社会和谐和民族提升。
六四事件的一些传闻和表面宽松现象，虽然不能推论平反在望，但是内地原本对六四的铁板一块，是有些微变化了。中共掌握全国资源，应该有能力处理好六四伤痛，推动与人民和解，毋须一步到位，可以先从人道主义着手，抚平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伤痛，协助有需要者解决生活问题，准许去国异见人士返国等，只要开展了这些工作，人民感受到当局愿意解决六四纠结，气氛将顿然改观，和谐局面于焉浮现；至于事件真相、追究责任问题，可以在更适当时候处理。
六四事件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中共掌握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是内地社会、经济深层次矛盾的根源，中国若现在发生什么事故，已非中共存亡的问题，而是涉及国家民族生机的大事，作为执政党，中共有责任带领人民安然渡过险境，平反六四是使中国体制从僵化到活化，适应时代转变和需求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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