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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普京从克格勃到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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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之际,出生于工人家庭的普京如何从克格勃到总统的过程。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生在俄罗斯的“欧洲之窗”圣彼得堡(苏联时期称列宁格勒),曾在赫赫有名的克格勃系统干了16年职业“特工”。普京的“克格勃情结”,对普京的治国方略和执政风格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克勃格的面试

少年时的普京十分崇拜苏联的间谍英雄,并产生了想从事情报工作的愿望。普京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方式就是去做一名出色的间谍,用我的恶名去换取敌人的失败,用我的牺牲去赢得祖国和人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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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明白怎么才能当间谍,刚读九年级的时候,普京去了克格勃总部办公室。他回忆:“有个人出来听我诉说:‘我想在你们这里找一份工作。’‘好啊,但有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第二,你服役之后,或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之后再来找我们。’我很好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呢?’‘什么都行!但最好读法学院。’或许他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但我记住了‘法学院’。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读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

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并非易事,当时100个招生名额,留给高中生的只有10个,剩下的全给了军人。而一个高中生的名额大约有40个人争夺。普京的成绩,“作文是B,其他科目全是A”----他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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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普京与同学艾琳娜在一场聚会上跳舞

大学读了三年多,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普京。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人来学校找普京,告诉他:“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分配工作的事。但现在我还不想说究竟是什么工作。”这就是普京等待的那一时刻?普京马上同意在教师休息室见面,兴奋的普京在休息室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有人到来,这次约定的见面仿佛并不存在。普京回忆当时:“我心想,这头猪!一定是有人在戏弄我。”他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那位找他的人跑了过来,“这都是安排的”。他说:“如果邀请你到情报部门工作,你会怎么想……”克格勃的大门,终于向普京打开了。

1975年,普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克格勃工作。鲜为人知的特工生涯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特工培训机构,不同国家的大纲虽然各有特色,但原则却是基本相通的。

苏联的克格勃有这样一种理念:特工可以被培养出来。任何人都能够被培养成一名真正的训练有素、业务娴熟的高级间谍。红旗学院就是克格勃培训谍报人员的专门教学机构。

普京在红旗学院学习的那个训练部,曾经被学员私下里叫做“尤尔马拉”。当时的普京化名为普拉托夫----这是红旗学院的习惯,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的化名,学习和德国相关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等等各方面的课程。事实上,从那时起,普京就知道自己毕业后会被派往民主德国或者联邦德国。

其实,学院的考验从学员们一踏进“尤尔马拉”的门坎儿就开始了。没等学员们熟悉一下新环境,四处看看,相互认识一下,他们就被送到了一个空降师,接受了一个月的特殊训练,训练主要是体能和战斗素质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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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手持猎枪

据普京当时的同学吐露,由于普京在学员中军衔较高,所以被指定为班级指挥官----普拉托夫少校。指挥官的职责就是组织同学,监督学习。简而言之,就是在训导者面前对所有班级成员负责。

在当时许多同学的回忆中,普京给人的第一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一身长大衣,戴宽檐礼帽,手里一把手杖似的长柄雨伞,让他看起来更有欧洲绅士的味道,像是一名十足的品位不凡的知识分子。

在训练和学习之余,普京非常喜欢读文艺作品。根据他的同学回忆,他读的书很多,而且喜欢躺在床上读。

而多数同学则认为普拉托夫少校是一个聚精会神的人。他从外表上看并不怎么起眼,但着装整齐,神态端庄,书卷气十足。

学习归学习,分配归分配。无论如何,在红旗学院接受训练的每一个军官,心底都会暗自盘算,希望一毕业就能够出国去工作。因为这所学校正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扇“通往国外的门户”,所以大家这么想也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国家花了血本培训他们也并不是为了把这些人“锁在”国内。所以,每个军官都很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被派去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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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访俄,左边那人酷似普京,普京的身份当时仍然是克格勃特工关于分配,普京当时的同学,后来的诺沃谢洛夫少将这样说:

“我们的分配?的确非常有意思。我和普京当时都是‘孤儿’。”所谓孤儿,指的是那些没有监护人,毕业后不知何去何从的学员,这是情报行业的戏称。而当前面曾经提过的“买主”们和学员交谈过后,普京才明确了自己的去向。至于去国外工作,则通常是在具体的分局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

至于普京为什么会决定去德国,诺沃谢洛夫少将给出了答案。他说他原本计划去德累斯顿,他先前的一名同事在那里担任领导职务,答应接收他。然而,富戏剧性的是,在毕业前夕,他被第一总局第四处中途“截获”,并同意接受他们提供的新工作。

于是他就和普京推心置腹谈了一次,并说:“瓦洛佳,现在就是这种状况,你替我去那儿吧。”

于是普京就这样去了德累斯顿,开始了他在德国6年的谍报生涯。

当时,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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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4日普京访问印度期间,和妻子柳德米拉参观泰姬陵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回到故乡,前途未卜

1990年冬天,普京携家人回到列宁格勒,翻开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页。

普京的回国完全是大形势下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无奈之举。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撤军潮中,驻外情报机关同样没能幸免。

“如果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与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但是回国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事实上国内的情况非常糟糕,无论工作岗位,还是住房需求都已经岌岌可危。普京的好多同行被迫处在一种“失业”状态,没有房子,也没有前途。戈尔巴乔夫就像是一把大扫帚,轻轻一挥,就一下子断绝了许多人生存的希望。

普京正是基于这种安稳的考虑回到了列宁格勒。

而且更为幸运的是,他进了大学,成为了校长的助理。这在当时虽然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但至少可以说是一名幸运者:既留在了体制内,又保住了职位,而可预期的是下一次重组浪潮(即裁员)绝没那么快就波及这里。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远没有这样轻描淡写。在那个年代,对于提前半年归国的普京来说,似乎一切又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论是物质上的拮据,还是精神上的痛苦与茫然,更不要提工作上的前途未卜。

柳德米拉曾经说过,在回国后的头3个月,情况非常糟糕:不仅普京的工作落实颇费周折,更是3个月没领到工资。在第3个月月末,家里已经一分钱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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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早在3年前,普京就已经在国内买好了一幢宽敞一些的房子,可以容包括父母在内的三代人居住在一起。所以,回来之后,房子问题倒不必担心了。但是,刚刚回国的普京情绪并不平静。附近的邻居们很少看见普京本人。有些消息灵通的人知道了普京的身份,就乘他傍晚出来遛狗时,试图同他讨论一下国内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普京的回答却很简略,也很生硬,就像在对邻居发牢骚。事实上,回国的最初几个月他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熟悉的人都能看出他的不安。

这种不安不仅在于生活环境的改变----猛地从一种极不平静的生活中完全脱离,更在于当时国内的一些现状,人们像是刚从酣梦中苏醒,各种政党、运动、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秩序趋于崩溃的困境,以及切身感到的对于自身、对于这个国家前途的茫然,都让他极为痛苦。

可以想象,正是在这种焦灼和忧虑中,普京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做了深入的思考,这是开始他新的人生的必要准备,而普京后来在政途上的从容不迫,很大程度上也建立在这种准备的基础上。

谋职莫斯科

离开圣彼得堡后,普京在莫斯科的求职过程同样一波三折。

其实,在市长竞选即将结束时,就有人向普京暗示,要腾出屋子了。普京自己也明白,他该收拾东西走人了。然而就在这几天,叶利钦面前的大红人博罗金给普京打了一个电话。普京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对博罗金此举的忖度:一方面,他的确是想帮忙。毕竟,在圣彼得堡的几年间,普京和莫斯科领导层建立了不错的关系,而他当时的处境确实非常复杂。另一方面,却是普京后来才想到的,那就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普京这个和圣彼得堡强力机关保持密切联系的“有特殊能力的人”,必须从圣彼得堡“蒸发”。所幸,这一点也正符合普京的心意。

同时,他们或许还认为打发掉索布恰克是必须的,而普京则完全没必要。所以,博罗金打电话询问起普京的去向,并主动为他提供了莫斯科的新职位。他说:“我想,在我的总统事务总局你肯定会觉得没意思,办公厅倒正适合你。”

普京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专程到莫斯科和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叶戈罗夫见了面,谈妥了具体的职务。这个职务负责同外国人打交道,非常适合普京。

叶戈罗夫给普京看了起草好的命令,只等总统签署这个命令后就可生效。

但在普京坐等上班的一周之内,事情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普京离开后不到两三天,叶戈罗夫就被免职,由丘拜斯接任。说实话,当时的普京并没有多么担心,因为相对于叶戈罗夫,丘拜斯算不上外人。但为了以防万一,普京还是联系了丘拜斯,并提醒他这个协议的存在,问他究竟还算不算数。不出所料,普京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但很快,他就明白自己放心得太早了。因为之后连续两个月都杳无音信。于是他清楚,肯定有人也在争这个位子。普京后来曾经坦言自己的郁闷,当时他“无所事事,工作得不到安排。就这样吊在那里大概一个半到两个月”。

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时任监察总局局长的库德林找到普京澄清了他的误会。原来,丘拜斯其实并不反对普京去总统办公厅,但是由于总统办公厅的机构变动,原来说定的那个位子早就已经没有了,就连那个部门也已经被撤销了。

库德林提议:“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当时丘拜斯在外休假。库德林告诉普京,丘拜斯临走前授权他:可以和普京一起协商一下,任何一个职位都可以,只要普京愿意,马上就可以过来上班。

但是普京从来没在莫斯科工作过,要他主动提出一个职位有点困难。于是,两人就把所有岗位都逐一研究了一遍,最后库德林提议到公共关系管理局。普京当即就同意了,因为他实在得开始工作了。决定之后,普京又和总统发言人谢尔盖·雅斯特尔任布斯克见了一面,他会成为普京的直属领导。

随后,库德林送他回去。路上,两人谈论着当天发生的一些大事,似乎是总理或者政府里什么关键人物的任命。库德林突然提议给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波里沙科夫----他当天刚刚就任副总理----打个电话祝贺一下。普京回答道:“好的,如果你能打通的话,那就打一个吧。反正我是帮不上忙了,要知道我只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一个普通人,没人会帮我接通电话的。而你是大人物----监察总局局长,不过如果你能打通的话,也让我向他表示祝贺。”

电话接通了,两人祝贺的话刚刚说完,波里沙科夫就提到了另一种选择:让普京到博罗金那里当副局长。其实这两个职位的等级相当,但就地位而言,却是事务总局副局长稍高一些。

于是两三天后普京又找到了博罗金,这才知道,自己的这份任命是由阿列克谢提议的,而博罗金表示了支持。和博罗金讨论过后,鉴于普京的专业,他被分配掌管司法处,并负责对外联络,包括分布国外的不动产。

就这样,几经波折,足足蹉跎几个月,普京才在莫斯科的事务总局开始工作,负责那些他刚刚能叫得出名字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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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钦与普京

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同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2000年,在俄联邦内忧外患下,普京终成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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