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柴玲日前在“六四”23周年纪念日发表公开信，称宽恕当年的镇压者。信中指，“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如果柴玲能够认识到“宽恕”当然是好的，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但需要清楚的是，宽恕不是遗忘，宽恕更不是妥协。“六四”事件是一个历史悲剧，事实究竟为何需要有交代。宽宥和谅解是在正义是非厘清之后，对此不能够糊涂，该道歉的道歉，该和解的和解，该平反的平反。做到虽然不容易，可以等，但必须要做到，这是给历史一个说法。
按照柴玲的逻辑，她的“宽恕”是“因为耶稣”。她在信中提到，“当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时，他还原谅了那些人”，是“他（耶稣）叫我也做同样的事”。她也同时祈求“中国现在领导者能够跟随耶稣，发挥慈悲和同情”，“祈求曾经遭受压迫的人们不再寻求报复”。从公开信的语调看，柴玲说是“宽恕”，但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是傲慢，是一种鄙视。就好像耶稣坐在云层上，俯瞰世俗的罪人。
以这种态度去宽恕，这对吗？以宗教的方式去表达宽恕，是逃避，是用宗教的表象去遮蔽光阴给柴玲带去的变化，也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认识的变化。在缺乏勇气的前提下，宗教成为了自己急着走下神坛的工具。这种将自己依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话语形式里，是不成熟，而且是幼稚的。
当年的民运领袖在历史的特定时空里是伟大的，是积极的，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值得去尊敬，但就好像一些年迈的领袖不愿离离开权力的舞台眷恋着神坛一样，走到今天都变了味道。只有当他们真正走下来了，作为平常人，说话也像一个平常人之后，才能够延续自己曾经的身份。然而，不少民运份子如今是将对“六四”的缅怀当做筹码，以抗击中共或是泄愤，这一目的达成与否并不会对自身现有利益造成严重冲击。如此前曝出民运人士“投身民运不过是为了申请政治避难，以便出国”，海外民运代表人物王炳章甚至以民运为借口伪造证件等。还有观察人士指出，民运组织已经渐次沦为争夺钱财和做“难民”生意的群体。当然，当批评某些抱着神主牌不放的人，并不是否定“六四”的历史。“六四”是一次血的教训，随时考验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较之部分海外民运利用“六四”，中共对“六四”的态度则一直保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态。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中共的“拖”字决，有“借时间抹平一切”的嫌疑，打算等海外民运团体日渐式微，如此平反“六四”就会因群龙无首随之定格在历史的一角。
这亦不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以理解中共的担心，担心此举会产生一系列蝴蝶效应的发生。但换一个角度看，中共的考量也可以作为不敢面对历史伤口的借口。
不过，近年来已有积极的讯号发出。歌唱家侯德健解禁并于鸟巢开唱，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解禁赵紫阳以及今年早些时候英媒《金融时报》爆出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一直试图在中共高层内部推动平反“六四”的消息等，此类放松“六四”管控迹象频繁出现的事实表明，中共已然从以往密封的铁皮箱政策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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