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几天，不大关心时事，返回后几乎成为桃花源中人，两则新闻炒热了五月的中国，笔者竟懵然不知，一是北京市政府关于苍蝇不得超过2只的公厕管理标准；一是《环球时报》关于“适度腐败”的社评。 胡适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两者的容忍度都够高，但都容忍了不能容忍的东西。容忍2只苍蝇的生存，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腐败的容忍就不那么简单了。
《环球时报》5月29日发表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腾讯网将其标题改成《环球时报：要允许适度腐败》，引发轩然大波。《环球时报》的社评发表后，不仅受到网民的口诛笔伐，也被《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斥之为“祸国之论”。
的确，从其标题来看，《环球时报》似乎真要论证反腐败的艰巨性与重要性，殊不知，在冠冕堂皇的官话之下，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欺天之论。所谓“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透过曲折隐晦、跳跃躲闪的论述方式，不过是为目前我国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制造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根据，其实质就是“适度腐败论”。这个“适度腐败论”与当年臭名昭著的“腐败有利论”（“腐败有利于瓦解计划体制”；“腐败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如同一丘之貉，不仅无视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潮流，而且悖离了党和人民的要求与期待。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请注意，总书记强调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而不是对腐败的“容忍”和“允许”。《环球时报》作为党报，为何发出与党的代表大会不同调的声音？为何无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要求？积中共91年之经验，对于腐败问题，党和人民始终坚持“零容忍”。怎么能够相信，明知腐败关系人民“人心向背”，明知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怎么会“适度”允许？党又如何“控制”“程度”？这种赤裸裸地为腐败辩护的“理论根据”，遭到网民们的尖锐嘲讽，网络上出现的“适度体”就说明了问题，“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高铁适度追尾、牛奶适度下毒、皮革适度下肚、审讯适度上刑、民房适度强拆、赃款适度减免、新闻适度说谎、真相适度歪曲、民意适度屏蔽、历史适度倒退、文明适度沦丧……”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的确，任何国家都不能说百分之百地消除了腐败现象。然而，量的差别往往表现为质的差异。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能够以“任何人的健康都不是绝对的”，从而对身染微恙与病入膏肓不加区分、混为一谈吗？“透明国际”公布了2011年全球183个国家的清廉指数（CPI,10分制），清廉指数最低、世界排名垫底的索马里（1.0），与清廉指数最高、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西兰（9.5）,怎么可能属于同一性质？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以此为据，指责新西兰尚未彻底廉洁（未达到10），而赞赏索马里并未彻底腐败（未降到0）。清廉指数3.6、国际排名第75，处于世界平均值之下的中国，是否就甘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此可见，评论作者以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故意混淆事物的程度与性质，以此为腐败现象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辩护，是多么不遗余力？
“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腐败现象从根本上讲，是对人民利益的背叛与戕害，也是对党的形象的扭曲与破坏。总书记讲的“人心向背”、“生死存亡”，体现的正是这一涵义。正因如此，对于任何程度的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是党和人民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由于人类内心之恶与权力本身之弊，消除腐败现象的确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并不等于对于腐败行为任何程度的接受、容忍和允许。要把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谁来“控制”，如何“控制”？多大程度？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只能来自腐败行为的既得利益者。无官不贪民众当然不允许，有权就贪民众就允许么？贪污上亿民众当然不允许，贪污上千民众就允许么？嫖宿幼女民众当然不允许，包养二奶民众就允许么？以所谓“民众允许”为借口，试图将腐败正当化、合理化，只有贪官污吏及其御用文人才会有这样的积极性。即使我们从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以“民众允许的程度”为标准，乞求贪官污吏不再得寸进尺，以此换得社会的稳定与政治的清明，不仅是对百姓良知的侮辱，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愚弄。按照政治学的观点，公民让渡权利、缴纳赋税，用以设立政府、聘用官员，是让他们保护公民权利，管好众人之事。在此基础上，清廉是他们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与从政要求。如果官员丧失了起码的从政道德，反而要求民众对其贪腐行为确立一个“允许”的“程度”，如此无耻的理论，只有在“朕即国家”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前提下才能成立。
“通过民主解决腐败问题的看法是天真的。”原话是：“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把民主加上引号，这也是《环球时报》一贯敌视民主的自觉流露。的确，正如社评所说，“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这里把““民主国家”也加上了引号，是否意味着这些民主国家的名不副实或者尚不健全？民主的确不是万能的，但是，民主的确是当今世界所有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这也是绝大多数公众的共识。通过民主消除腐败也许不能迎刃而解，不通过民主消除腐败肯定不能迎刃而解。民主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充分条件，至少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必要条件。去年以来爆发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导致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领导人“多米诺骨牌”式的纷纷倒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由于上述国家长期以来缺乏民主机制、实行权力垄断所导致的高度腐败。这些在民主政体中本可避免的问题，在这些国家竟成了普遍现象。我党认为，腐败问题关系到“人心向背”、“生死存亡”，从北非、中东的变局中，可以看出，这个道理绝对是普世价值。在信息化的时代，在开放性的世界，由于信息的大量涌流，由于人员的频繁进出，世界上各个政治体的施政情况与廉政数据，已不可能被某些政治势力彻底封锁或滥加取舍。在“透明国际”公布的183个国家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前10名无一例外都是民主政体，后10名则无一例外均为非民主政体。民主才是腐败的防腐剂，专制则是腐败的寄生床，上述数据为此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一点，就是《环球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似乎表现了些许的无奈与尴尬。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进行“政治周期率”的谈话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也引用了上述谈话，并进一步强调，“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问题，为何被《环球时报》置之脑后？
“‘腐败痛苦感’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的宣传有关。”原文是：“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该报的确用心良苦，它在这里至少绕了三个圈子，第一，中国不是腐败最严重，只是“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第二，中国的“腐败痛苦感”不是因为官员的腐败行为，而是因为民众对腐败的感受。第三，由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由此提高了民众对于官员清廉的期望值。腐败是“社会存在”，“腐败痛苦感”是“社会意识”。在《环球时报》看来，民众不是因为官员腐败而产生了“痛苦感”，而是因为民众的多愁善感而委屈了官员。总而言之，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该报在这里彻底堕入了唯心主义。正因如此，要批评、指责的不是官员的腐败，而是对于腐败缺乏心理免疫力、极易产生“痛苦感”的普通民众。而这也正是这篇社评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种官方政治道德如此“深入人心”，为何只“深入”了民众，而没有“深入”官员？民众产生了“腐败痛苦感”，为何官员们却刀枪不入？甚至在“前腐后继”的轨道上，从无“痛苦感”，只有“幸福感”。在该报的叙述中，似乎“为人民服务”是一种极其崇高、唯我独具的政治道德。先不说纲领与口号不等于行动，从民主国家的清廉指数远远高于我国的现状来看，这些国家的公务员奉行的政治道德决不比“为人民服务”标准更低。公务员作为现代政体的职业群体，在世界各国有着共同或相近的道德律令与行为操守，区别只在于，我们往往满足于将这种政治道德进行灌输与宣传，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与自律。而在民主政体中，则从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出发，着力于权力的制约与约束，着力于法治的监督与管理。舍此而不为，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反去指责民众“腐败痛苦感”的心理感受，由此可见，提笔为文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在职时不能“大规模提薪”，退休后不能“挣大钱”，中国官员似乎成了当今世界最不令人羡慕的清贫一族。由此可见《环球时报》对于官员的悲悯情怀。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报作出这样的事实判断，显然不符合目前的“国情”。“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然而，中国官员的待遇，并不完全或主要不体现在工资上。中国官员的待遇体现的不仅是与“国际接轨”，更为关键的是体现了“中国国情”。看看豪华奢侈的政府大楼，高达万亿的“三公”消费，价格低廉的福利分房，官员独享的公费医疗，周游列国的公款旅游，花天酒地的公款盛宴，以及小而焉之的退休双轨、官员特供，而这却是国外的高薪也绝对无法购买的，看到这里，你对中国官员无法“大规模提薪”就不再是心生怜悯，而是心生羡慕了。“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更是睁眼说瞎话。在一些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里，官员一旦选举落败或任期结束，除了国家规定的待遇之外，只是一介平民，即使利用名望与人脉通过出书、演讲、任教挣大钱，也是法律许可的。而在我国，由于事实上实行的是“等级授职制”，一些官员虽然退休（何况还有一线、二线的不同待遇），在其部下、故旧、后任面前，仍然保持着耀眼的权力光环，保持着森严的权力余威，岂止是挣大钱，甚至对于新任官员的施政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在职官员，不是也同样存在着官员与富商的“轮岗”么？一些年薪百万的富商成了大权在握的高官，一些提拔无望的高官成了年薪百万的董座，早已不是什么官场秘籍。每年“两会”会场，“代表富豪”，“委员董座”，冠盖云集，一些“红顶商人”、“空饷官员”，同样见怪不怪，林林总总，挂一漏万，说什么“制度不允许”，是孤陋寡闻，还是装聋作哑？
“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反腐败的确有着不同的路径与方式，“反”是一种，即通过党纪国法加重对腐败行为的惩治。“改”也是一种，即通过政治改革堵塞产生腐败的制度漏洞。前者解决的是“不敢腐败”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不能腐败”的问题。在《环球时报》看来，“反”与“改”都不可行，这两种措施在该报那里遭到了“不完全”否定。那么，什么办法可行呢？当然还有第三种----“教”，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党员领导干部变成“特殊材料制成的”圣人群体，以解决“不想腐败”的问题。建国60多年来，从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现实来看，这条措施似乎效果不彰。当然还有第四条途径----“哄”。哄骗的对象是普通民众。对于腐败行为，民间无能为力，只能“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只有容忍“适度腐败”，才能彻底消除民众的“腐败痛苦感”，腐败自然消弥于无形。此种方式解决的只能是“不看腐败”的问题。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是哄，借口“综合发展水平”拖延反腐败的政治改革也是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都能通过发展解决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可以在发展的名义下得到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治理的创新，却不可能通过GDP的增加得到实现。世界各国解决腐败问题行之有效的财产公开制度不就是借口“综合”“配套”因素不具备已经搁置20年了么？由于“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 “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在我国当然更“不具备”了，因此，民众只能接受和容忍“适度腐败”。要彻底根治腐败，只能等待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综合前进”的那一天。至于“综合前进”的那一天是哪一天，民众也只能耐心等待到猴年马月了。《环球时报》说：“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我以为，中国很可能是权力监督很落后，唯独GDP很突出的国家。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在我国，监督机构或具有监督功能的机构很多，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监察、报刊网络、公检法、工青妇等等，成龙配套，叠床架屋。然而，这些机构对于官员的监督，对于腐败的防治，一再暴露出效果不彰的老毛病，倒是一再发生的小偷破案、情妇反贪，提供了反腐败的高效率与新思路。原因很简单，这些机构要么属于执政党的组成部分，要么隶属执政党领导之下。这种基于自体监督的功能设计，让我想起一句外国谚语：任何高明的外科医生都无法切除自身的肿瘤。因此，《环球时报》要求发挥民间作用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先不说民间舆论监督对于官方产生的只能是外部压力，而不可能是内部“动力”，“民间”的“舆论监督”，不管怎样“坚决加强”，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上存在独立的民间舆论载体，二是社会上存在着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言论自由。在社会根本不存在民间舆论载体，只有官方媒体的情况下，在动辄跨省追捕，动辄封闭网络，动辄撤换编辑的情况下，《环球时报》所谓“坚决加强”“舆论监督”不知对谁说起，也许只有该报这样的评论才能面世。
该报的社评称，“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这个判断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当此之际，作为媒体人，不是顺应民心，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大力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权力制衡监督，将权力关在“笼子”里，而是为腐败提供理论根据与舆论支持，让民众对“适度腐败”逆来顺受，以降低反腐败的期望值，这样的舆论无疑于祸国殃党，从而将国家民族导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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