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以来，中国连续发生强制堕胎事件，引发媒体关注。在这两起事件中，都有当事人未支付社会抚养费的情节。违反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公民，若无力承担巨额社会抚养费，会被当地计生官员采取“补救措施”，强制堕胎。社会抚养费在类似事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6月2日中国陕西省安康市一怀孕7个月孕妇，因未支付4万元人民币社会抚养费，被当地计生官员强制堕胎。6月6日，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女子曹如意，怀有5个月身孕，无力承担15万元人民币社会抚养费，数次被计生官员强行带入医院，欲实施强制堕胎。
中国违反一胎化政策的处罚经历了名称演变的过程，1980年代初期被称作“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2年中国政府出台《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命名为“社会抚养费”至今。中国“超生教授”杨支柱指出，这一名称是中国政府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迫于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的尊重，实质上还是罚款。
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清楚界定社会抚养费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社会抚养费自出现之日起就引起争议，却已强制征收十年。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给予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中央政府的“不作为”，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和滥用职权，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取消农业税之后，有基层地方政府将社会抚养费作为财政收入的支撑，授权乡镇级政府执行征收，并将收入款项按比例奖励基层计生官员。在利益面前，基层地方政府和计生官员采用强制堕胎措施，惩罚无力支付社会抚养费的当事人，甚至出现“邵阳弃儿”极端案例。处罚的随意性极大，“态度强硬”或“影响恶劣”者会遭到重罚，计生部门存在巨大“灰色发挥空间”，催生政府官员的腐败与灰色收入。
中国每年社会抚养费收入现在是国家秘密，中国过去十年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恐怕无法统计。有媒体估计，中国2011年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人民币，至于直接流入个人口袋的罚款，无法计数。有学者表示，社会抚养费实际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财源。社会抚养费“抚养”了政府官员，催生腐败，却极大加重当事人的生活负担。社会抚养费“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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