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有耐心建设、不期速成的思想和实践智慧。前景取决于能否克服四种极端主义，一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二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类似委内瑞拉冒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三是用极端民族主义装扮下的新的国家主义思潮；四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主张快速的、休克式的“全盘西化”。
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堪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日本奇迹”相媲美。2007年世界银行曾公布排序结果，中国的GDP总量越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最新的经济数字表明，中国又越过了日本，成为仅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据预测，如果中国按照现行的经济增长速度前进，甚至在2025年左右就可能进一步超越美国。
在改革开放带来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尤其应该心怀警惕，以史为鉴，告别“麻痹与遗忘”。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主富强，必须要穿越“历史的三峡”。这种穿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长期的希望与失望交替、成功与磨难并存的渐进过程。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社会转型的国家，按照一些学者专家的分析，中国的最终崛起，所需时间不会少于100年。纵观世界，从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现代化国家才走上了政治和经济成熟、稳健、良性发展的轨道，历时约300年。中国社会转型从洋务运动算起，也才用了150年左右，因此我们应具备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有耐心建设、不期速成的思想和实践智慧。历史告诉我们，“有两种电能：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能产生什么----有益的光明和温暖，还是破坏性的烧毁一切的闪电？”米格拉尼扬认为，俄罗斯历史上亿万民众用其坎坷的命运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从那时起，这个“儿童”就没有长大，也没有长聪明。把这个问题移到中国，同样适用，也面临一个全民族“长大”和“长聪明”的过程。
今后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能否克服四种极端主义。需要防止被类似《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无榜样》之类的作品忽悠，引入歧途。
第一种极端主义，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现在的北朝鲜、古巴为活化石。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怀旧意识，在中国并没有绝迹。由于中国有深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对计划经济+绝对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难以忘怀，就是在普通群众中也仍然大有市场。
第二种极端主义，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类似委内瑞拉冒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管叫什么名目，无非是试图在失败的苏联模式之外，再经过试验搞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内外已经有舆论，宣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已经成功，世界上包括西方国家都在学中国了，就差“万国来朝”了。尤其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开始，思想界有观点荒腔走板，以为“风景这边独好”，美国也要搞社会主义了。后来才发现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因为我们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在主要国家中是最大的，受内伤自然最重。
委内瑞拉是小国，想试尽管去试，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作实验品，是极其危险的。在经济有所发展时，人们往往极易头脑发昏。第三种极端主义，是用极端民族主义装扮下的新的国家主义思潮。将时代搞倒错，类似二战结束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可能是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多了，要“持剑经商”，“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成为英雄国家”。对照翻一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差别是就缺两句话：中国人种族优越，中国应该统治世界。在世界上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没错，随着国力增强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政治、经济作用也没错，但不能试图去当“江湖老大”。以《中国无榜样》为代表，当这些人高喊“中国无榜样”时，身上大概穿的是“西装”，或者至少是孙中山从日本舶来的“中山装”，反正不会是传统的长袍马褂。这些穿“西装”的所谓“爱国者”，说着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疯言疯语，否则他们应该穿着正宗的“国粹”长袍马褂到大街上试一试。这些人的极端论调，不管他们个人是出于商业或者其它什么目的，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
第四种极端主义，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主张快速的、休克式的“全盘西化”。类似叶利钦在俄罗斯所做的，还嫌其不够全面、不够彻底。异想天开，要求一步登天。叶利钦的改革有彼得大帝以来打下的历时300年的西化的底子，结果如此！中国的底子何在？更何况中国的封建小农社会和专制集权的历史积淀更悠久、更深厚。
若是对症下药，药方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胡锦涛各发明的一句“三字真言”：邓小平是“不争论”，胡锦涛是“不折腾”。历史证明，狂热的主义之争害死人；历史还证明，内政外交的政策若是走极端误国误民。要避免这四种极端主义的危害，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不争论”和“不折腾”，认准与国际接轨的大方向，把握好稳、准、狠改革的尺度，才有可能排除干扰，通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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