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共和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明显地偏袒大型企业与高收入人群，对大多数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在最近多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在总体上反而还占有优势—许多美国选民在选举中仿佛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支持有损自身经济利益的政党。选民并不都长期理性，在进行选举决策时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疼”，普遍具有“短视”的特点。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曾经这样问道：“在一个每个成年人都能投票，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其他资源都分布不平等的政治系统中，谁是真正的统治者？”真实的美国政治图景并不是达尔所提出的多元民主，而是一个钱权掌控天下、庸众短视不思的奇特存在。
在2004出版的《堪萨斯怎么了？》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弗兰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近几十年来共和党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明显地偏袒大型企业与高收入人群，对大多数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在最近多次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在总体上反而还占有优势----许多美国选民在选举中仿佛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支持有损自身经济利益的政党。
弗兰克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共和党在宣战策略中成功地将争论焦点由经济议题转向堕胎、枪支管制、同性恋婚姻等社会议题，并且将民主党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塑造成脱离大众的精英形象，从而赢得了大多数中间选民的青睐。
对于同样的事实，在一些美国学者的眼中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公共事务教授、现范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拉瑞•M•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于2011年出版了《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一书，就对美国选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情结作出了不一样的阐释。
“新镀金时代”：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
弗兰克与巴特尔斯的分析都建立在同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之上----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隔离与分化倾向愈发严重，不平等渗透到了经济、政治与社会的许多角落。为了获得最为直观和可比较的定量数据，巴特尔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公布的历年资料，从家庭收入这一经济视角对美国的贫富差距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巴特尔斯将历年数据划分为1947年到1974年与1974年到2005年两部分，他所展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收入增长模式。在1947年到1974年，美国各个收入阶层的家庭在收入增长百分比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位于收入最低20%部分的家庭在期间收入累计增长了97.5%，位于收入线40%、60%、80%的家庭分别收获了100%、102.9%、97.6%的收入增长，而收入水平位于顶端95%的家庭，其总收入增长了89.1%。至少以收入增长百分比这一指标来看，无论家庭的收入水平位于何种水平，他们在1947年到1974年间收入增长的幅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而在第二个时期，数据却显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
收入最低20%的家庭在1974年到2005年之间收入仅增长了10.3%，其上收入水平达到40%、60%和80%的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18.6%、30.8%、42.9%，高收入95%的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达到62.9%----同之前收入增长幅度类似的模式不同，在1974年之后，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收入增长幅度也明显地越高。
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教授弗兰克•列维（Frank Levy）和经济学系教授彼得•泰敏（Peter Temin）曾经也通过研究指出，在1980年至2005年期间，美国所有实际税前收入中，超过80%流向了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度最高的1%人口。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在美国，人们通常将19世纪末这段时期称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这个称谓来自马克•吐温和查尔斯•华纳所著的同名文学作品，用来嘲讽当时政治腐败、贫富差距骤增、到处弥漫着贪婪气息的美国社会。如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增长速度以及权贵精英对社会整体控制力的扩张规模，让人又不禁想起了那个“镀金时代”。《纽约客》杂志最早把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称作“新镀金时代”，接着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开始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这个称谓。巴特尔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借用这一说法，认为美国的“新镀金时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你方唱罢我登场：两党政策大不同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曾说，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促使那些拥有增长领域所需技能的工作者获得最大的回报。这种势头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实，（用贫富差距扩大）来指责任何政党是不公平且没有用的。
但保尔森不能回避的是，在现实中，执政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以及收入分配的具体流向，都有着明确而强大的影响力。如果说“市场的力量”能够相对公平地给游戏玩家应得的回报，那么公共政策就在试图订立或修改其中的游戏规则。巴特尔斯在其书中就试图证明，“美国当代经济不平等的产生同政府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一观点大错特错。
巴特尔斯利用美国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下的美国，其收入分配的模式有着天壤之别。1948年到2005年期间，在民主党执政期间，无论收入水平如何，美国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幅度均差距不大，收入水平低端20%家庭收入增长幅度（2.64%）甚至还高于收入水平高端95%的家庭（2.12%）。而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收入水平与收入增长幅度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收入水平低端20%的家庭收入年均增幅仅为0.43%，而收入水平高端95%的家庭年均涨幅高达1.90%。巴特尔斯修正了模型以更好地模拟政府上台与政策实际发生作用之间的时间差等因素，但结论都表明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贫富差距不但不会扩张，反而会有所减小；而共和党执政期间，贫富差距飞速增长。可能有人会说，或许共和党执政期间“时运颇佳”，正好赶上了有助于贫富差距扩大的经济势头，政府责任或许并没有这么大。但巴特尔斯认为，贫富差距在两党执政期间表现迥异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两党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直接左右失业率、通货膨胀率、政府预算规模等经济指标，对于收入平等也有着显著的政策影响。
巴特尔斯比较了民主党的吉米•卡特和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两位美国总统应对“滞涨”的宏观经济政策。卡特及其代表的民主党领导层对于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有着较低的容忍度，积极扩张政府对增加就业与岗位培训项目的财政支持，在其任内使得超过400万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获得了岗位培训和就业机会。而在里根及其代表的共和党领导层看来，相对失业率而言，抑制通货膨胀率更为重要，于是普遍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自然也不会在就业增加法案等政府预算项目上增加开支。
两党的宏观政策分别将矛头指向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也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在对1949年至2005年的经济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后，巴特尔斯发现，失业率的降低对于收入水平处于中低端的美国家庭而言是重大利好，表明他们获得就业机会并获得更高的收入，而对高收入家庭而言并没有直接的经济促进作用；相反，通货膨胀率对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影响极其微小，但通胀水平降低却能够显着地提升高收入美国家庭的经济状况。因而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失业率较低、国民生产总值增幅较大，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而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通货膨胀率略低，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
共和党赢在何处？
既然说共和党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且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幅度显著低于民主党执政期间，那么，共和党到底赢在何处，才会让那些“吃了亏”的选民心甘情愿地送上选票呢？
文章开头提到，弗兰克在《堪萨斯怎么了？》一书中对这一现象所给出的解释是，在选战中，共和党将经济话题的讨论绑架为富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辩论，而美国中低层收入白人民众中许多在社会议题上持有较为保守的立场，共和党因而获得了他们的青睐。但在巴特尔斯看来，相对社会议题而言，经济事务依旧是近几十年来美国选举政治的中心议题，在低收入的劳动阶级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低收入美国人的政治与社会议题倾向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转变，况且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程度期间还有所增长。弗兰克的解释在现实中似乎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而真正促成共和党在选举上辉煌战果的，实际上是其他的原因。
巴特尔斯给出的第一个解释是，选民并不都长期理性，在进行选举决策时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疼”，普遍具有“短视”的特点。在经济表现上，共和党的政策动向通常使得经济增长集中在任期即将结束的选举年，而民主党任内经济增长一般都发生在上台执政后的前两年。巴特尔斯根据1948年至2005年的美国家庭收入数据计算发现，在非选举年，民主党任内美国家庭收入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共和党执政期间，但是一旦到了总统大选的年份，情况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在各个收入阶层内，共和党执政时期的家庭收入增幅悉数完爆民主党政府，收入低端20%家庭在共和党任内的选举年收入增幅为1.79%，高于民主党任内的1.00%；收入高端95%家庭在共和党任内的总统大选年收入平均增长了3.14%，而在民主党任内的大选年，家庭收入反而还下降了0.28%。这种经济增长时间分布的不同，源于两党政策制定与执行策略的深刻差异。在选举时期，选民的决策更多地基于当年度的经济表现情况，善于“临时抱佛脚”的共和党自然对“延传香火”更有把握，而民主党“临门一脚”功夫欠佳，也更多地品尝到半途改旗易帜的苦果。
共和党获得低收入阶级支持的另一个解释，是美国民众对收入增长水平觉察判断力的不同。无论收入处在什么水平，实证表明所有美国家庭都对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增长更为敏感也更易觉察。这导致在提升“白富美”收入水平上不遗余力的共和党在选民心中似乎做了很多实事，而始终在为“屌丝”们造福的民主党仿佛在做没人在意的无用功。巴特尔斯给出的第三个解释认为，共和党在竞选活动上的经费投入更多。虽然金钱不能直接地“购买”选票，但是共和党庞大的选战经费投入以及高明的宣传策略为他们赢得了更多低层选民的瞩目。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曾经在其著作《谁统治？》（Who Governs?）中曾经这样问道：
“在一个每个成年人都能投票，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其他资源都分布不平等的政治系统中，谁是真正的统治者？”
巴特尔斯的《不平等的民主》可能并不能从哲学上完全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美国政治图景----它似乎并不是达尔所提出的多元民主，而是一个钱权掌控天下、庸众短视不思的奇特存在。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