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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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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已经15年了,“一国”是否遮蔽了“两制”?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否已经受破坏?香港是否过于依赖内地跨境经济融合?香港应如何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来达致双赢?香港的独特之处是什么?香港会否最终失去独特性,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7月1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纪念日。《南华早报》论坛本周以回归后的香港为题,邀得当年参与政权交接的主要政界人物,对香港面临的挑战及尚未克服的障碍发表意见。

问题一

香港回归已经15年了,“一国”是否遮蔽了“两制”?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否已经受破坏?

问题二

香港是否过于依赖内地跨境经济融合?香港应如何发展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来达致双赢?

问题三

香港的独特之处是什么?香港会否最终失去独特性,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锺逸杰

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会长、前布政司

答复一

1997年香港回归,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今已经15年。而回归之前,我们为回归准备了15年,加起来总共30年。随着回归临近,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越来越焦虑,有人担心解放军入驻会令香港失去自由,因而选择离开。较有远见的人则继续投资,并把厂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内地其它地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被英国借去。在英国管治下,香港持续引进英式管理体系,这并非有意为之,只因香港当时属于英国,这种做法是理所当然的。确实,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女王和其下属官员已经提醒英国商人要遵纪守法、公平竞争,并告知他们并不享有任何特权,所有土地买卖都需要以拍卖形式进行。

这套管理体系由法律和公义支撑,独立运作,不受政府行政人员的影响。当时有人认为香港回归后,这套管理体系将被废除,香港数百万人所习惯及尊重的言论及宗教等自由也将荡然无存。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公平、公正、独立的司法系统仍然继续运作,捍卫香港的自治。现在,香港回归已经15年,法治仍然屹立不倒,并受到社会坚决捍卫。

答复二

香港或多或少一直依赖内地。只是近年依赖的性质出现变化,一如30年前横跨香港和内地的稻田,现在已成为工厂和住宅高楼的所在。今天的香港是否过于依赖内地?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如同问广州应否过于依赖广东省。香港就是独一无二的香港!

香港可以选择抵制变化、忽视机遇,也可以调整自己、适应大陆,以获得更多优势。正如香港已经摒弃只有低矮厂房的工业区、转移到高楼林立的科技园区,我们需要作出明智的投资,大力发展贸易,制造业及旅游业等核心产业。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开发新技术、吸取新想法,感到困惑时听从他人建议,欠缺相关技术和人才时致力从外地引进。过去几年,香港经济依赖利润丰厚的地产业,对本地教育机构的研究、发展和投资支持不足,也没有致力吸引留学海外的香港年轻人回流。

答复三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香港属中国的一部分,但政制和管理和中国其它地区都不一样。

我去过内地许多地方,每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每次外游归来,我总是很高兴,因为我又回到这个住了50年的城市。每当飞机缓缓降落,我看着香港的山山水水、港湾绿地,一次次的想:没有一个地方能和香港一样。香港永远不会成为一座普通的中国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与众不同的,但香港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如果你走出中环高楼林立的宽阔街道,会发现别具一格的中国风情。一天黄昏我在西环,这里令我忆起伦敦那些狭窄的街道,以及近70年前我登记做海员的利德贺街。我一直觉得自己属于这座伟大的城市,觉得香港人应当尽力把它建设成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大城市。对于那些阻碍香港发展、或没有尽力付出的人,我总是感到生气。

陈智思

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前行政会议成员

答复一

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与很多人1997年前预期的大为不同。政治上,可以看到“两制”依然分立,香港仍然存在法治、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整体的包容。如果感到自由受到威胁,公众和媒体依然反应强烈。融合仅限于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是双向的,但内地融入香港,主要影响显而易见。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内地游客涌入香港,内地公司来港上市,内地学生来港留学,内地孕妇来港生子、内地人来港买房。“一国”体现在跨境旅游、购物、通婚、留学和商务方面。

对企业而言,“两制”的延续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香港珍视法治及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一些本地商人相信如果香港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向“一国”靠拢,他们进入内地市场将更为便利。当然,“一国两制”不仅是为了香港受益,也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

任何变化都有人吃亏,有人受益。融合令很多个人和企业受益,但也令一些人的生活更为艰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答复二

事实是香港无法真正控制对内地经济的依赖程度。香港会尽力推动经济,如果内地有机遇,香港就会把握。过去十五年,香港正是如此受益──希望贴近中国市场的外资公司会选择在香港成立亚太区总部,这便是很好的例子。若以常理判断,这一趋势应会延续,但未来如果别处有机遇,香港也有足够灵活性,可以善用这些机遇。

因此,港府有必要尽其所能提供最好的商业环境,不应控制投资者的投资方向。香港的经济实力有赖其竞争力,我们不应指望香港公司在内地得到“恩赐”或人为的优势,这种恩惠只会在经济上削弱我们,并激发内地对香港的怨恨情绪。

如果香港要与内地发展真正有利的商业关系,就应善用自身的优势,而不是担心上海发展如何等问题。香港的法制系统完善,注重质量,与东南亚及世界其它地区有紧密联系,正是香港独特的强项。

答复三

香港吸引内地人,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特质:如税制简单、税率低、司法系统完善、与全球联系紧密、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以及其品牌效应等。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来港留学的内地大学生人数:他们愿意来香港,并在此生活。出于各种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方面没有哪个内地城市能与香港相比,也没人认为未来几十年香港会采纳内地的司法及其它制度。香港绝对不会成为普通的中国城市。

将香港与伦敦和纽约相提并论则更为贴切。香港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政府确保财政系统、监管体制及基础设施运转良好,在金融服务、法律和会计等多个领域也拥有大批人才,而内地及亚洲其它城市大都不具备这一优势。

但我们不能自满。我总是觉得,如果香港有何不妥,责任只会在其自身。香港如今落后的一个方面就是生活素质。要解决住房、医疗、污染和规划等诸多问题,的确有政治难度。但如果这些方面做不好,就会影响香港的表现。这是香港自九七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一方面。刘乃强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答复一

“一国”当然遮蔽了“两制”,因为其本意本就如此,但并不会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一国”和“两制”并非同一水平的平行概念,这是唯一可行的解读,但异见人士出于政治理由,有意扭曲这一概念。一个谎言讲了十五年,很多人因此视之为真理了。

让我们谈谈“高度自治”的问题:自治的程度有多高才算高?异见人士希望香港完全自治,与独立无异;没达到那样的高度就等于违背“高度自治”。他们反复挑战底线,一旦被批评就宣称香港自治受到破坏。

让我们以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比如美国已臻成熟的联邦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一个州都没有自己的终审法院,也无法制定国家安全法,联邦特工和士兵也可以自行入州,不必事先征得同意。与美国的州相比,香港特别行政区确实享有更高程度的自治。但许多人选择听从谎言,无视这些事实。

答复二

香港什么时候没有依赖内地?纵观其一百六十年的历史,就知道香港始终依赖内地。殖民时期有句老话:香港只是块啥也没有的石头。若一些内地同胞没有吸鸦片上瘾,香港可能仍旧是个不毛之地。即使今天,香港的淡水供应仍旧依赖内地。事实上,如果香港是太平洋的一个孤岛,应不会有今日的繁荣。

如果说香港依赖内地,那么东莞是否过于依赖于深圳,深圳又是否太过依赖东莞?其实,大珠三角地区的九个城市和两个特区都是互相依存。但除了香港,其它城市都没有纠结于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然趋势,甚至是有利的,因而选择更紧密的融合。

第二个问题近乎荒谬,暗示香港现在并未同内地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需要扭转情况。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央政府定期向香港推出优惠措施,香港也从中受益。这是双赢局面,是互惠互利。

答复三

香港同世界其它大城市一样,其独特气质是第一眼就能看到的,没人会错把香港当成上海等其它城市。

香港怎么看都是个中国城市,因为超过95%的人口是中国人。至于香港会否变成 “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内地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问同样的问题,例如甘肃的武威,当地人也会坚称武威绝非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香港是国际都市,人均收入可能是武威的三十多倍,心理却如此脆弱。令人奇怪。

对自身特性如此敏感,的确是香港的独特之处,也许反映这个城市缺乏自信。这种心病不值得自豪,也不应鼓励。所以,香港必须摆脱自我中心的思维。

如果我们还要一番探索才能确立香港的身份和特性,那么香港可能已经失去其独特之处,又或者从一开始它就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果真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采取行动建立及加强自身的特性,而非牢骚满腹。

李柱铭

前民主党主席

答复一

毫无疑问,现在“一国”已完全遮盖了“两制”,香港已失去了“高度自治”。

到七月一日,将不再存在“港人自治”,因为届时中联办将会通过傀儡梁振英管治香港。尽管梁振英强烈否认,但一般相信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当邓小平首次公布“一国两制”政策时,我当时就说,唯有香港实现民主,他的宏伟计划才会实现。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除非香港人可以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否则永远无法实现高度自治。中央多次推迟香港的民主进程后,中央是否会兑现2007年12月做出的承诺,允许香港2017年及2020年普选特首及立法会议员,这一问题依然成疑。现任领导人极有可能将邓小平对香港人及国际社会的伟大承诺变成巨大谎言。答复二

邓小平承诺香港可实行“一国两制”时,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经济繁荣稳定,民众有法治保障、享有自由,贪腐也受到有效控制。我认为他当时是想把香港当成模板,带动中国发展。承诺“50年不变”,是因为他估计内地需要50年才能赶上香港。不过,唯有香港回归后在现有的独特制度下继续发展,不被内地制度拖后,邓小平的设想才能成真。

然而,回归15年,就已经有很多人认为香港的繁荣已经完全依赖内地。这是首任特首董建华一项政策造成的结果。当时,董建华每每强调甚至夸大内地经济对香港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及过去20年如果没有香港源源不断涌入内地的大量投资,内地现代化项目根本不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2011年,香港对内地投资770亿美元,占内地外来直接投资的66.38%。因此,内地与香港在“两制”之下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并不仅对香港有利,而是给两地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答复三

由于中央正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有法治除外。香港依然实行保障自由的法治制度,而内地并不具备。香港必须维持自身法治。但中央领导人曾公开呼吁香港司法系统与政府合作。香港法官一定不能遵从,否则香港将同内地一样变成人治,不再是法治。

如今,香港推出爱国主义教育给下一代洗脑,“基本法”第23条预计将通过立法,警方权力不断膨胀,新闻自由和示威行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倡导公民社会的香港核心价值观也面临被侵蚀的危险。看来,中央领导人的首要目的是完全控制整个中国(包括香港),从而维护稳定,但代价是香港将成为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我想告诉中央领导人,他们应该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立即恢复邓小平的治港方案,实现港人治港,让香港人打造自己的未来。这才是邓小平设想的对香港和内地都有利的做法。

陆恭蕙

思汇政策研究所行政总监

答复一

无可否认,“一国”与“两制”之间出现了对立,全因香港与内地的两种制度存在太多不同。而且内地又比香港大得多,因此肯定会有人假设香港这个小地方的制度必然需要让路。

事态还会继续发展,所以有必要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情况。

悲观的人关注焦点在于香港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实现普选、中央企图内定唐英年为下届特首(但以失败告终),以及中联办干涉香港事务等等。

但从乐观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被广泛报道,社会各界也参与了讨论。

最近一些例子也显示,犯错的高官最终都要公开道歉,富豪也没有凌驾法律之上,非政府组织仍然有效监察政府,帮助维护公众利益。

今天,香港社会仍充满活力,港人比以往更加意识到需要维护“香港价值观”,保障自由,维持社会包容。是的,港人担心自身的价值观可能被侵蚀,但公众从未固步自封。

香港虽然是个小地方,但它并不仅是一块土地,还代表着自由理念和高效法治社会。这才是香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答复二

香港和内地一直保持特殊的经济关系。香港的经济目标是为内地提供其不具备的世界级服务。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 政策前,通过香港向全球出口廉价商品和原材料,赚取大量外汇。1978年到2010年,香港为内地提供国际银行服务,在内地投资占全国外来直接投资的一半。在满足内地需要的同时,香港也通过各种形式的盈利活动引来众多国际客户。

内地现在与将来仍需要大量服务,而香港提供服务最为便利。对香港来说,许多工作轻而易举就能完成。说香港“过于依赖”内地并不合适。

只要香港服务业仍保持高水准和创新能力,就没什么需要担心。而且,香港私营公司大多自主创业,经营灵活,当中大多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内地和海外扩张业务。担心香港可能失去优势,就意味着港人没有认为自身优势是理所当然,这是积极的想法。

香港当然希望进一步为内地提供服务,这也是制定《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目的。下届政府或许会检讨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谈判进展,并公开谈判内容,以便公众更了解两地互利情况。

香港官员和“政治商人”为了寻求内地支持而推动一些项目,包括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港珠澳大桥。这些项目并不符合经济效益,就会产生问题。

答复三

人人都知道,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或北京,这些城市各不相同。与国内城市(甚至国际城市)相比,香港因自由度较高而独具吸引力。内地其它城市经常把香港作为超越的目标。这么多城市竞争,香港要保持领先非常艰难。

当然,香港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如净化环境,改善居民健康和生计,在教育、医疗、司法、文化及体育方面提供多元化高品质服务,,同时保持香港引以为傲的高效率和生产力。

如果社会条件良好,港人就能发挥反应迅速、适应性强、切合实际等优点。令人无奈的是港府并未为港人创造合适的竞争环境,如制定严格标准和远大目标。民众都担心香港会被其它城市取代。港人已做好准备,但政府却令人失望,只会对微不足道的成果夸夸其谈,没有制定和实现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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