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署名“雾重重”的网友，跟贴“从几个角度论证不可能饿死三千万”。虽然不同意他所说的结论，但他指出要采取多种方式来深入调查，我很赞成。要说服那些质疑甚至根本不信大饥荒饿死几千万民众的人，其实无须打口水仗----事实胜于雄辩，摆出事实，自然就能说服人
鱼米之乡饿死数万人：大跃进中“宝应事件”
周彪，《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2期
一、扬州地委、江苏省委把宝应灾难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宝应县位于江苏省中部、淮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境内土壤肥沃、水域广阔、气候温和湿润，素称“鱼米之乡”。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应县发生了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
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回忆说：“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他严肃地指出：宝应的惨剧，“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
最早对“宝应事件”作出正确结论的是中共扬州地委。1960年7月15日，中共扬州地委向省委提交了《关于宝应县发生严重人口死亡事件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冬今春，宝应县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人口死亡、生病、外流和弃婴事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一度处于无人生产的状态；党内外思想一度处于混乱，对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严重怀疑。”《报告》认为：宝应县发生的问题，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告》检讨了发生这一政治事件的错误和教训，并表示地委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负有严重责任”。
8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批转了扬州地委关于宝应事件的报告，明确指出：“宝应事件，主要是由于以宝应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为首的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政治上、思想上蜕化变质所造成的恶果。他们漠视人民的疾苦，对上欺骗、蒙混、敷衍，不说真话，对干部和群众压抑、打击，而且发展到严重的违背党的政策和违法乱纪的地步。”“省委认为，宝应事件不仅对扬州地区党的各级组织，而且对全省党的各级组织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全党必须认真地从宝应事件中吸取教训。”
二、“宝应事件”发生的原因
“宝应事件”是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大刮浮夸风的必然恶果。宝应县的浮夸风始于1958年2月。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为《40条》)。它提出了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其中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平均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多斤；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宝应县地处淮河以南地区，按照《40条》的规定，应以12年时间争取亩产达到800斤。1958年2月，宝应县委作出了《关于实现800斤，五年实现40条的决议(草案)》，提出要下定决心，苦干三年，“提前实现800斤，苦干五年，基本实现‘40条’”。《决议》提出：“运河以东里下河地区(100多万亩)，今年赶上江南，明年800斤；运河以西(50万亩)，今年赶上河东，明年赶上江南，后年800斤。”
根据这一目标，《决议》把原订1957年生产5.4亿斤粮食的计划提高到9亿斤，比原计划上升66.6%。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又把计划完成的水利工程土方任务由1500万方增加到6000万方；生猪饲养从现有的99000多头达到年产54万头，1960年发展到150万头；耕牛1958年增加6000头，1960年发展到35000头；积肥由原计划的4.5亿担增加到7亿担。[5]1958年6月20日，扬州地区在兴化县召开了水稻工作现场会，推广兴化贯彻“总路线”、争创水稻产量双千斤的做法。会议结束后，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宝应县必须今年基本完成《40条》的任务，明年全部完成。具体指标是：全县总的口号是双千斤，包括湖西在内，里下河地区不能少于3000斤。17月份，县委提出的粮食增产指标高到了顶点：1958年计划产量22亿斤，1959年全县麦子亩产1万斤，水稻产量待秋收再确定，全县全年粮食产量应达到135亿斤，超过全扬州专区的产量。
1958年8月，宝应县委召开了以立大志、鼓大劲、力争上游、夺冠军、放卫星为主要内容的万人大会。会后，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一整套工作方法，他要求：搞群众运动，特别要掌握一个“大”字，“大”字要体现在“万”字上。具体办法：一是大检查，二是大评比，三是大加码，四是大辩论、大字报，五是大搞试验田，六是大搞现场会议，七是大搞火箭组，它相当于战争时期的敢死队，全县要组织五六千个火箭组，各乡要有200个左右。
1958年9月，江苏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截止9月22日，全省已建成1140个公社。扬州地区已建成163个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8.8%。[7]宝应县在9月11日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黄浦人民公社。全县在12天内组建了26个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月，组建了3825个公共食堂，1个民兵师、29个民兵团，有民兵257415名。实行“三统”(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三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五大调动”(在骨干、劳力、土地、粮食、物资五个方面统一调拨)。
宝应县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早已刮起来的浮夸风火上加油。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宝应县有1万多劳动力被投入大炼钢铁。这批人员多被扬州地区抽调到六合县组建江苏省的一个10万人钢铁生产基地。为完成一个跨县级的大型水利工程，宝应县要有7万人上堤。另外，农田水利工程要在1959年5月1日前完成4.6亿土方。于是规定元旦前要有91个晴天出动，9月动员8万人干7天，10月动员10万人干27天，11～12月动员13.5万人干54天，1959年1月动员13.5万人干30天，1959年2～4月动员14.5万人干70天。
大量劳动力被抽调，使1958年的秋收秋种受到了很大影响。1958年11月，宝应县召开了40多天的四级干部大会，原县委主要负责人向会议作了四次工作报告：《政治挂帅，不断革命，高举红旗，高速前进》，《为明年更大跃进扫清一切障碍----在“比宝”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最前线，坚决与白旗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在插总路线红旗，拔陈耀芝白旗大会上的讲话》，《立大志，鼓大劲，迎头赶上，力争全国第一名----关于1959年工作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全盘肯定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瞎折腾，而且再次鼓吹高消费、吃饭不要钱等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做法。报告提出：“所谓‘公’，就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尾巴，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吃饭不要钱，马上穿衣、住房子、坐车子都不要钱。每人发一点钞票调剂调剂，会抽烟的人抽抽烟，不会抽烟的买点糖吃吃，有些人不会抽烟又不喜欢吃糖，买些东西玩玩。”“……衣、食、住、行都不花钱，以后逐步扩大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到老一直不花钱。……现在还有些人在钱上想点子，共产主义就不要钱，因为有钱就有剥削，共产主义就靠劳动生活。劳动能改造社会，劳动能创造一切。”“大跃进”的瞎折腾，使宝应县在1959年1月开始出现粮食短缺、生活困难的情况。许多公共食堂被迫吃种子粮、断粮停办。
从3月份各个公社向县委上报的关于食堂生活情况的统计中，尽管问题严重的程度不一，但可以看出社员生活困难的情况正日益恶化。
3月份县委办公室印发的一份《内部资料》中报告：“汜水公社郎儿大队，从春节到现在死掉29人，其中只有6人因病死的，其余都是牵涉到生活问题。除此，生产也停顿，无人搞，每天到外去拾茨菇、萝卜等有980多人，无证明过江南48人，到徐州8人，过宝应湖西的13人，挑木匠担子外出的4人，生病睡在家里的有65人，产妇12人。”这种《内部资料》共有8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1959年1～3月各公社上报给县委的关于社员生活困难的情况。
宝应县人口非正常患病、外流、死亡的现象，早在1959年初就已经出现，县委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且继续大刮浮夸风，对农民实行高额征购，导致饥荒和更大面积、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1959年3月，宝应县委召开了有537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要“持续跃进”，并制定出全县1959年的粮食生产规划：包产指标12亿斤，比1958年增加46.34%；保证指标16亿斤，比1958年增加95.2%；争取指标20亿斤，比1958年增加104.4%。全县粮食征购包干任务2.5～2.7亿斤，争取3亿斤。为了保证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的完成，在生产组织和领导方法上，“事事鸣放辩论，层层现场示范，天天进行检查，处处组织评比，广泛组织突击队、火箭队”，“开展猛虎下山月运动”。会议确定全县1959年的口号是“三麦夺冠军，水稻放卫星，全民保元帅，全面大跃进”[11]。1959年8月，当时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徐向东撰写了一篇题为《“宝地”定要胜天堂》的文章，提出了“横扫右倾，大鼓干劲，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口号。他将该文提交县委常委会审查讨论后，由宝应县委书记处于1959年8月下发全县各级，要求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讨论，学习和领会关于鼓干劲、反右倾的精神，“在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行动上的统一，集中全力来抓紧当前八、九两个月时机，掀起全党全民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不久以后，他又把1960年的工作任务概括为“三亿两超一冠军，定要宝地胜天堂”。所谓“三亿”即农业、工业、副业总产值各达到1亿元；“两超”即工业超农业、副业超工业；“一冠军”即家禽家畜饲养数夺取全省冠军。吹牛归吹牛，实际情况是严峻的，宝应县的农业生产已经陷入了崩溃的境地。1959～1960年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项指标都明显下降。
尽管宝应县已经出现了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但是1958、1959年县委向地委、省委上报产量的时候，还是连续两年以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甚至六倍多的数字欺骗地委、省委。
1959年全县的粮食产量只有3.1875亿斤，而县委上报的粮食产量是20亿斤，粮食征购数是2.8亿斤，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1959年下半年，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以“反右倾”为大棒，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排挤打击。柳堡公社党委书记刘庆元、农场场长唐友富因说过“59年不是大跃进，是后退”，“完成任务后，社员没有东西分配”，“公社汇报的数字全是假的”，“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是假的”等，被在全县范围内揭发批判。经扬州地委核实，“从1958年12月以来，全县被处分、停职检查和‘靠边休息’的部委科长、公社党委正副书记以上的干部就有45名”。
这些组织措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粮食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成为“白旗”、“右倾”的标准，使各级干部包括县委常委在内因怕戴上“右倾”的帽子而不敢讲出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1959年10月，宝应县已出现大范围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现象。11月普遍断粮，死亡人口逐月增加。县委却把基层反映的人口死亡现象归结为富裕中农向党进攻，要求下面“顶住头皮”，甚至提出宝应县人口正常死亡率应为百分之一点几，每年应死1万多人，所以，已经出现的人口死亡现象属于正常现象。
为了完成1959年秋季的粮食征购任务，原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先完成任务，后检查政策”的口号，在“社员口粮留得过少，甚至连种子也普遍卖掉了”的情况下，仍然在全县范围内大反“瞒产私分”。他根据个别人的假报告，认定每个社员家里至少有三五十斤粮，推算出全县仍有好几千万斤粮食，坚决要把这三五十斤粮食抠出来，下决心完成征购任务。于是就出现了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把他们家中最后一点活命粮也拿走的情况。在征购过程中，不少地方强行搜查、扣押群众、逼死人命。某县委常委、副县长在芦村公社带领“全社30多个生产队普遍进行了大搜查，把集体留的种子和社员家里的十几斤粮食，甚至一二斤芝麻，二三斤葵花子都搜了去”。另据5个生产队的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捆、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社员170人，逼死人命的8人，共逼死23人”。
据1960年5月扬州地委工作组对獐狮荡公社朱联大队的调查统计，该大队原有人口1440人，1958年单产461斤，总产1406229斤，完成国家征购粮600116斤，占总产的42.7%，人均拥有粮食559.8斤。1959年单产233斤，总产565858斤，比1958年减产84万斤，减产幅度超过50%，1959年实际完成征购任务264240斤，占总产量的46.7%，人均拥有粮食209斤。朱联大队1959年10月就没有粮食分给社员，在春节前近70天的时间内，社员就靠分点茨菇，自己割青菜、野草等维持生活。该大队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共死亡145人，占原有人口的10%。
该公社鲁垛大队跃庄小队一个叫朱步清的社员对工作组说：“去年(1959年)本小队产量实收280多斤，公家还按包产500多斤征购，结果口粮不够了，饿死了31个人。”
12月5日，宝应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除了严厉批评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外，仍然坚持1959年的“2.8亿斤，必须要完成，必须保证”。1960年1月，扬州地区粮食局长朱立树发现并向地委反映了宝应县缺粮、断粮的情况。地委非常重视，计划给宝应县增加供应2600万斤统销粮。原县委主要负责人还认为这是地委对他不信任，坚决表示不要粮食。后来虽然勉强接受，却还说“拿这些粮食去做工作，做好工作以后再上缴”，使得地委下拨的这批统销粮迟迟没有分发，1月份实际供应给社员的口粮只有106万斤，每人平均只有二三斤。
1960年2月，省委、地委派出了100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宝应县各乡帮助工作，结果他们纷纷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3月中旬，参加工作组的省公安厅宋超同志在帮助黄塍公社整风整社的过程中，发现并向省委揭发了宝应县存在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生病、外流的情况。这个公社仅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就死亡1672人，生病的达3527人。县委主要负责人则以“情况有出入”蒙骗省委。直到1960年5月初，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扬州来严加督促”，“宝应事件”才被揭开盖子。
三、江苏省委实事求是的方针使宝应转危为安（略）
蔡家驹先生曾任县报记者、宝应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汜水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1960年因对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做法有不满的言论，受到排挤和公开批判，并被调任天平公社任书记。蔡先生1986年离休，现定居宝应县城。他从1956年至1986年记录了30年工作经历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日记已由宝应县档案馆征集收藏，但目前尚未编目。日记名称为笔者所加。笔者经蔡先生认可，查阅并复印了全部日记。
大跃进期间免费吃大锅饭造成大浪费，是导致之后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贵州大饥荒年代饿死250万人
晏乐斌（公安部退休干部），《炎黄春秋》杂志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1959年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1960年2月16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1960年3月6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风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1959年9月17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处长朱广臣立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两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得知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1961年3月12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
“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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