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至今日，这一口号已到而立之年，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有学者提出应将“中国特色”改为“国际惯例”，原因在于“中国特色”发挥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再继续固步自封只会阻碍制度改进的步伐。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18日发表题为《那些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口号》的文章，称“中国特色”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屡屡被作为拒绝制度改进的托词和挡箭牌。并直言，中国自加入WTO之时，就应该摒弃中国特色的思维屏障，以开放的心胸借鉴发达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大胆与国际接轨。
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或者早就到了放开“特色”与国际接轨的阶段？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一表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特色”并非完全地孤芳自赏、固步自封，而是建立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巧妙嫁接基础之上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而且并非人们惯常理解的铁板似的具体结论，而是随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18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价值》的文中说道，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都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们从来没有拿一个理论教条去套用所有的现实。“现在有些人对现实的了解不够深入，却总想拿理论去套，一旦套不上，就认为这种理论不管用，就扔了。”换言之，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构成中国特色基础的“普遍原理”，并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丰富性中的。
其次，中国“具体实际”也是不断变化的。邓小平1982年提出该口号时，中国正处于改革试步阶段，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特色”照旧，但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从过去唯唯诺诺的走了出来，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一潭死水，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中国特色”。刘胜军在驳斥中国特色的文中提到，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垄断企业，同时政府还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尤其以证监会和发改委
为甚。这样的“特色”，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并被解释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此，刘胜军得出结论----“中国特色”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机会公平，也容易滋生严重的腐败，更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认可、民营企业屡屡成为欧盟反倾销受害者归咎于“中国特色”。
不得不承认，“中国特色”的大环境下，确实滋生了不少权钱垄断。如国有企业垄断及贪污腐败等，一直是中共改革路上的老大难问题。即便如此，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基于国情和实际的道路就是不足取的？
其他国家的经验汇集而成的“国际惯例”固然值得参考，但如果一味地百分百照搬照抄而忽略本国实际，反倒容易培育出“早产儿”或“畸形儿”。加之外表看似光鲜亮丽的别国经验，并不见得“表里如一”，如欧洲国家先后爆发的债务危机等，就是鲜活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待国际惯例应保持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心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认清自己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苏联、东欧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的生活。因此，可以就此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非社会主义的最优结构。中国借鉴了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及时选择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种“师夷之法”是可取的。不过，这一借鉴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基本前提的，否则如何判断国际惯例被移植在中国后会否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呢？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等，所以部分民众开始怀念共同贫穷、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年代。刘胜军也在文中抵制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很显然，此类要求恢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老结构的呼声，大多将“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片面化。深究起来，“先富论”是在借鉴别国经验发展而来的，因受到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法律缺陷、监督缺陷等影响，“先富论”也照样招打。而且举起榔头的还是一开始就不满于“中国特色”并力吁“国际惯例”的群体。
温家宝在20日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一个高级别圆桌会议上，重申了中国将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强调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支持者，是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可见，“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如果一味地夸大别国经
验，弃本国实际和基本国情于不顾，反而容易乱了阵脚。中国之大之复杂，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唯有保持“特色”才不至于被他国和舆论绑架。何况，现在认为是好的制度或发展模式，并不见得就有“长效能量”；现在遭围殴的道路，也保不准儿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再者说，频频被搬上台面的“中国特色”后遗症，真的已经严重到了需要用“国际惯例”取而代之的地步吗？其中或存在着诸多虚胀情绪也未可知。所以，中国该怎么走，应该以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为标杆，而非“你来我往”的口水之争哪一方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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