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百万雄兵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革”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 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邓小平上任伊始，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1年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五天的演习中，邓小平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进行到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邓小平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解放军总员额达到611万。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解放军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是，400万的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依然不能让邓小平这位三军统帅满意。
那段时间里，邓小平逢会就讲“为什么要消肿”，见到军队领导就谈消肿的意义。他说：“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他坚定地说：“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然而，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始终不能尽如人意？其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经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经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于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摆在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各级干部，要承认自己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还很不够，要承认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1984年中国的国庆阅兵，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是自1959年国庆阅兵以来，25年间中国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月之后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到了这次阅兵，他说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但也是在这次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要裁减员额一百万。1985年，中国的军费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2%。但是中国军队人员呢，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军费当中相当的一部分，被当作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
邓小平强烈地感到，人民解放军必须建设和完善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队体制编制，走出一条自己的精兵之路，而第一步就是要给部队，尤其是给领导机关“消肿”。当时中国每个军区都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打麻将都可以凑成好几桌了”。在一次中央军委召开的座谈会上，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而是“肿”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比整编前精简了近一半，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的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0个。
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的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
从这一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了现役转业到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受到了触动。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发生在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枪声不绝的时刻，发生在全党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的关口，发生在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事物新旧更替的背景之下，就使得这一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局面。但终于是如期完成了。
百万人大裁军，大规模裁减了军队的员额，减少了国防开支，使军费的分配结构和投入投向趋于合理科学。1985年至1997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过去的4.26%下降到了1.03%，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9.56%下降到了8.80%。通过精简整编、改革体制，人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活、反应快速、战斗力强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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