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获得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不久的茅于轼，近日又曝出言论，称拥护毛泽东的一派都是主张起来造反的，他们试图通过共富人的产来达到共富，最终却只能一起变穷。
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在其专栏发表题为《我们和拥毛派的区别》的文章，开篇即呈明了观点----“我们要帮助低收入者致富，扎扎实实做脱贫致富的事，提倡致富光荣，保护穷人，同样保护富人”。而那些拥毛派，则主张起来造反。“剥夺富人，共他们的产，富人都是剥削者，都有罪，要打倒他们，连他们的子女也一样要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让穷人当家作主。”
茅于轼同时指出，前一个方法不能迅速见效，只能缩小贫富差距。后一个方法看上去在短时间内消灭了社会的收入差距，但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所以对社会式一场“灾难”。“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因为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从穷人治理逐步转变到了精英治理，虽然还存在着不以广大群众利益为目标的治理顽疾。
其实，除了茅于轼，很多学者也对中国先富容易共富难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18日发表题为《那些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口号》的文章，公开呼吁“抵制”邓小平围绕改革提出的口号，其中明确提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刘胜军首先肯定了这一政策在一大二公时期的“激励作用”，紧随其后的“但是”则完全否定了邓小平口号的现实意义。文中称，中国大量企业家靠“寻租”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隐含了对违法的宽容。并提出“应该废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同时建言立即出台针对富人的“遗产税”，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与刘胜军观点类似的，还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早在2011年，许小年就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称“平等是起跑线上的平等，比赛规则的平等，而不是终点线上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并在2012年1月份刊发的《中国新闻周刊》中撰文《万一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将中国经济的“隐性”问题摆上了台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等。
说到底，民众对大锅饭时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是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奈选择。如机会的严重不均等，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等，挫伤了人们对共同富裕的漫长过渡期的耐心。茅于轼急于撇清的，与其说是对拥毛派“拆了西墙补东墙”的不赞同，不如说是对中国从先富到共富还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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