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杨成武、杨德志、杨勇三上将老战友聚首某地，一起钻研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一、百战沙场，5次受伤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40师14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大军压境，炮声轰轰。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揭开了帷幕。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在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误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在这次战役中，担任红40师10团政委的杨勇率部执行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的重任。炮火纷飞，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中弹身亡；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团长，又壮烈殉国。敌人再次潮水般涌现来，杨勇杀红了眼，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10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3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临战场指挥，10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无情的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 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
平型关大战，是我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却是杨勇第4次负伤。这次对手是日军的精锐板垣师团的21旅团。21旅团的日本兵个个不可一世，宁死不降。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八路军115师686团政委的杨勇，在与日军抢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领叁营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抢托飞舞，杀声震天；马刀闪亮，敌头落地。搏杀中的杨勇，突然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臂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这是日本人送给将军一块民族仇的纪念章。
二、吕梁三捷
“吕梁三捷”是杨勇将军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
1938年9月，日寇为大举进攻，派108旅团长山口少将，率部进驻吕梁地区的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大批弹药、粮秣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
一天，杨勇带686团各营干部到汾离公路观察地形，发现最佳阻击部位，正好设有敌碉堡，提前拔掉会打草惊蛇；战斗打响后再拔，伤亡太大。怎么办呢？杨勇集中大家智慧，作出了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步进行的决定。他把打碉堡的任务交给迫击炮连连长吴喜德。没过几天，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车队已经出动，便提前埋伏好。不大工夫，满载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3发炮弹 全部命中，碉堡飞上了天。
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发起冲锋，200多敌人除了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第2天日军大部队出动，扑了空，只拉走了5车尸体。
前线日军得不到弹药、给养，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名敌兵分乘几辆汽车，仅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将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子大起来，又出动了200多名敌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我八路军的伏击，全部被歼。吃了两次亏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只好放弃进攻,准备后撤。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准备再打一次伏击战。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在险要地段百般警惕，顺利通过，没想到在眼皮底下的王家池却遇见了神兵，300多敌人又成 了枪下鬼。
三次伏击战，歼敌逾千，山口少将一命呜呼。汾阳城门紧闭，接连几天敌人在焚烧尸体，召开慰悼会。而杨勇则在吕梁山区召开了祝捷大会。
三、蒙哥马利叹服
在北京军区一座对外开放的军营，一位蓝眼睛、黄头发、身着元帅服的外国人，表情庄严地注视着中国士兵的军事表演。在他的身旁坐着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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