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对乌坎事件的柔性处理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此次中山再次出现骚乱，可以发现汪洋的处理方式与乌坎又有不同，显示了新的思路。
广东乌坎事件当时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汪洋处理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的新做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几天，广东中山出现了民工和当地原居民的群体冲突事件，这让很多人也认为对汪洋班子是新的考验。
从目前来看，中山骚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但中山当局在广东方面的领导指挥下，表现的还可圈可点的。
有人借题发挥，以此抨击汪洋的能力和改革尝试。我个人认为，总体来看，汪洋做法还是不错的，于情于理于法，基本方向都是正确的。而薄熙来于情于理还是于法，都是有严重问题的。这里不过多讨论。
中山这次骚乱还没平息，广东当局还是找出当事人讲真相，讲事实，说明没有坚持一贯的舆论扣帽子、政法委抡棒子的做法，不像以前那样，先扣上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帽子。这就是进步。
于情于理于法，都表现的相当出彩。确实展现了广东方面，在社会管理的体制创新方面的努力。当然，新的尝试效果如何，也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做法改进的本身就值得鼓励。如果物理学还能够容许试错，那改革也不能责备求全。
对于广东方面，还是希望大家认清复杂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也恐怕是有人希望浑水摸鱼，甚至是趁火打劫，试图从社会骚乱事件上制造更多事端，从政治上对汪洋班子进行抹黑。这对中国的社会改革进步尝试是不好的苗头。有理性的有良知的人，自然应该分清是非。
对于中山方面，希望当局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能够如同处理乌坎那样，也了解冲突双方的不同呼声。诚然，中山的骚乱，是社会诸多矛盾的积累造成的，是社会发展的国家大环境造成的。在当前，不要说中山或广东，即使是中共中央也没有好的根治办法。因此，也不能让中山做的非常完美。
但要看到，在当前的形势和体制下，广东方面是不是做的到位。不要过于赋予过度的政治色彩，也不要过于苛求。对于到底如何引发的事件，外地民工大规模聚集的意图或动力是什么，还是要多调查了解的。也希望中山方面尽快平息事件，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广东方面以此为契机和动力，要加速，深化广东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
否则，暴力弹压是治标不治本的扬汤止沸之举。虽然这个责任不是广东方面或官员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形势变化、体制的历史大环境，引起的出现社会秩序和国民价值观走向全面崩溃，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开始激化、泛化的征兆。
只不过广东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特点，比如外来人员多，人员结构复杂，和地方原居民的宗族势力强大，群体帮派色彩涌现等因素，而显得较为突出和明显。这也说明，中国社会在走向崩溃，中共当局的权威影响力也越来越地下，司法和道德规范也越来越失去社会自觉规范效果。
如果不加快社会自治的建设，同时搞好文化改革的创新。那么，社会的断层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中共的政治会和社会越来越脱节。一旦中共的一党独大的权威地位丧失，那么，中国就会仍旧陷入一盘散沙，互相内斗的无序局面。到时候，不但是中共当局的悲剧，也是中共当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汪洋这些人其实也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进步，首先要突破中共体制内的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但现在看起来，形势变化的显然更快。
现在已经不是稳妥为先了，而是要积极进取了。否则到时候社会形势就会越来越不稳妥，改革的环境资源也会逐步丧失。内外的压力和阻力面前，如果继续依靠目前的力度和尺度，我看汪洋的改革是要悲观的。
当然，如果真的到这一步，那也仅仅不是汪洋和广东地方改革的失败，而是将会意味着中共集团的自身改良能力的彻底丧失。
在中共自身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就必须尽快培养第二影响力。
把许多社会问题和公共服务，可以转移到社会公民自治组织层面担当和解决。而对此，中共不但要放权，更要支持，不要敌视公民社会和公民自治组织，因此，更是要中共内部先形成共识，转变观念，坚定的走下去。
中共甚至可以考虑自身的政党转型和意识形态改良。这一点，早些年江泽民的一些提法还是满合理的，任何先进的文化、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都是可于与时俱进的。没人说马克思、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就是人类的绝对真理，更谈不上是人类真理的顶峰。停留在过去，是要被时代淘汰的。
当然，改革风险是短期存在的，但如果鸵鸟政策，僵化不前，那积累的长期风险可能会更可怕。要么解决问题，要么被问题解决。这是考验中共当局智商底线的命题。不要在局限与一党专政的老路子上。抱着眼前既得利益不放，就如同腰缠万贯去游水一样。到最后是鸡飞蛋打一场空。
至少，也应该做到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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