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黑人聚居，以及他们与中国本土民众在生活、生产、符号、语词等多个层面的互动和冲突，需要一个更为宏大和想象力的研究和解决方案；否则，这将是问题丛生的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人群灾难、管治溃败和人性沦丧。至少，非洲人、菲律宾人、缅甸人会用同样的逻辑来建构中国人。
6月18日，一外籍男子在广州市越秀区三元里大道因车费问题与人发生争执、打斗后，被带至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矿泉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在调查过程中，该男子身体出现不适，警方紧急联系“120”医务人员到场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该男子死亡。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有关部门迅速开展事件调查。目前，参与该事件的另一名外籍男子，以及搭载死者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孙某、现场参与拦截扭打的康某等4人已找到，现正接受警方调查。
以上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对广州“黑人派出所死亡引发示威”事件的描述。在中国，这种叙述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公立、中立、官方、排除对事件因由猜测的阐述模式。这里面往往失去了几种真实：来自事件现场的暴力、冲突、喧嚣、仇视、情绪描述；来自半透明官方机构平台的扁平、抽象、简略至极的信息暴露机制细节；来自广州民间生活场景中的明显、切近、种族主义的，对黑色的“生客恐怖”（xenophobia）和文化排异民族主义情绪；来自广东珠三角文化既包容、又排外，既国际，又地方的文化信息缺失。
如果一个懂得中文的黑人，是通过网络检索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事件，他看到的景象，将与依靠朋友描述、生活亲身经历、纸媒转述、微博讨论的广州当地人信息了解模式完全不同。因为网络信息集群模式中呈现的是种族主义、仇外情绪、对官方管理能力的强烈咒怨、生育权抗辩、文化保守主义、黄种人利益至上、共产主义式国家安全叙事。当然，在中文的语境中，这些发自维护“广州家园”和华人生育权和发展权的喧嚣中，来自非洲人本身的精英式、调解式、建议式、分析式言论非常稀少。偶尔在媒体信息列表中出现一些外国媒体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多是从中国维稳面临新压力、中国排外情绪与种族冲突的角度入手，没有针对这个事件进行更为负责任的挖掘和调查。
广州的黑人问题，查遍了网络的官方和民间文献，鲜有对这个人群的精确、定量性的描述，一般媒体都引述来自《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广州日报》这类媒体写于2007－2010年的文献，部分报道将广州的黑人人口，标记为20多万和超过30万。而数量这个问题，在谈论这个事件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的许多读者、网民、居民有着一种奇特的民族学知识和种族知识，他们喜欢用民族记忆、历史叙事、现实生活场景互动、媒体曝光这种组合，来判断一个与外来者有关的事情，是否是一种偶发事件还是一种现象。在广州黑人派出所死亡，进而造成的紧张情绪对立这件事情上，广州本土的民间情绪和民间语文一般将它定义为：由于国家政策和管理失当，造成低素质黑人人口在广州的大量聚集，不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还造成了许多严重社会问题。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平日饱受高压威权式政治管理之苦的民众，纷纷在这一问题上呼吁请求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清除“三非外国人”（非法就业、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还一个中国人的清静有序的广州。
当一个具有外来、大量、身份单一、陌生、侵略性、挑战秩序、谋利性、不驯顺的群体出现，中国的管理者和许多本土被管理者，出现了一种高度的一致，开始把这种群体视为一种异族，文化里的“阿帕特黑特”（apartheid，常被译作种族隔离）文化心理开始显现。
虽然需要大量的文献和研究补充，这种文化心理和中国的“蛮夷戎狄”外族传统四分法颇为相似----中国历史和文化叙述中，虽然曾出现多次民族融合及异族统治，中国仍然有着一种顽固的“中间族”民族想象体，与南方的蛮、东边的夷、西边的戎、北边的狄，以及无数用鬼、番、生、犬字旁所修饰的人群，他们多生活在“中间族”的经典区域的外围和边缘。
错失知识创造的机会
西方学者在分析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时，将apart，理解成分离、隔绝、中断、区分，将heid理解成荷兰语语源的表示状态的名词性词汇，相当于英语中的hood。而事实上，学者何卫认为，apartheid一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主义受到普遍谴责情况下，作为种族主义的“口号”，进入到南非的政治词典中；同时，作为众多种族主义中最后降生的，apartheid又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在国家法律制度上得到肯定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上世纪60年代，为了规避来自外界的强烈批评，当时的南非执政党祭司开始将“种族隔离”稀释和转化成“自主发展”（self-development）、“独立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多元民主”（plural democracy）、“多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
现有对广州黑人的研究中，鲜有学者从语义学、本体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实证主义等角度，去认知广州黑人事件在中国语境中的复杂意蕴，并基于此描述出一个更为宏大的写作研究框架，往往停留在全球化、生产、地方、能动性、流动性、后现代、非流动性等思维框架之下，盲目地去追逐和研究那些动态和流动，而忽视了一个事件和现象本身静止、内核性的实质。
广州的黑人聚居，以及他们与中国本土民众在生活、生产、符号、语词等多个层面的互动和冲突，需要一个更为宏大和想象力的研究和解决方案；否则，这将是问题丛生的全球化时代的另一个人群灾难、管治溃败和人性沦丧。至少，非洲人、菲律宾人、缅甸人会用同样的逻辑来建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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