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智囊大批中共施行数年的“对口援疆”不切实际、对“经济发展解决民族问题”盲目乐观，然而事实上新疆问题最重要的绝非经济，而是“民族问题政治化”。更有评论称，加之“援疆”被异化，官员贪腐、坐吃“反恐饭”、大搞政绩工程，扩大了汉维之间的经济差距，激化了民族对立。
新疆7·5骚乱3周年前夕，以“柔性治疆”著称的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亲自到驻乌鲁木齐某反恐部队考察，并与参与实弹射击。据称，7月5日当天，新疆当日加强保安，喀什市面气氛紧张，军警驻守街上，在各路口设置检查关卡。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传解放军出动无人侦察机在新疆敏感地带上空巡航监察。而在不久前，一家隶属于天津航空的客机在新疆境内险遭遇暴力恐怖者劫机。这一切都显现新疆局势不容乐观。
然而事实上，中央近年对新疆投入大笔经费，除维稳外，也大力援疆，2010年要求由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19个省市对新疆80余个县，对口建立起人才、技术、资金援疆机制，盼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此外，央企也被要求以“先行军”角度，展开“产业援疆”。
2011年8月20日张春贤接掌新疆不久，即在乌市举办“中央企业产业援疆推介会”，120家央企参与，签约90个项目，“狂欢！必须要狂欢！这天新疆拿到了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周刊》当时这么报道。
中央社的报道称，中央对新疆投入这么多人力与经费，但成效似乎没有成正比。报道引述新疆问题专家、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前所长潘志平的话说，事实上，其他地方比新疆穷的还有很多，经济对新疆是问题，但不是重要问题，最关键的在“民族问题政治化”。他承认援疆多少有些效果，“但很多事恐怕不光是用钱就可以奏效，例如拿我们的想法盖高楼大厦，房子到底适不适合当地人住？”
潘志平在新疆待了数十年。他说，1980年代当地汉族与维族感情相当好，民族概念很淡薄。30年前还没有身份证，但填写表格必须写明“家庭出身”，这影响未来升学、入党、参军等。但有了身份证之后，身份证栏目依次？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住址，“民族”列在第三栏，民族身份取代了家庭出身。这种“民族”思维最近30年来日复一日强化起来的。
因此，潘志平认为，要解决新疆问题，必须要突破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窘境，“不要老谈新疆的民族问题，能不能多谈点新疆的公民问题。”
事实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即意识到现行民族政策在固
化少数民族民族意识上的负面作用。他在2月13日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建议将居民身份证中的“民族”一栏取消，同时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另外，对口援疆之所以收效甚微，还源于该措施被异化被扭曲，大批汉族官员坐吃”反恐饭”，损公肥私，大大扩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摩擦。一位新疆媒体工作者指出，“中央援疆立意良善，可惜中央与地方博奕永远存在。这些援疆经费就像一场春雨，落不到农民田里，上头似乎有隐形的伞，把雨水都接到了官员的荷包里了。”
一些地方官员爱“吃反恐饭”，只要社会出现刑事案件，从不检讨政策是否失当，“什么事都立即推到恐怖份子身上”，“新疆一乱就有钱，中央马上拨款、不过夜，要啥有啥！”
因此，当地维吾尔族民众常向他说，“你们现在的干部都不像当年毛泽东的干部了。”因为当年大家都穷，但如今新疆地方官员豪奢行为与当地农民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反而易引发维、汉族间的矛盾。
不少新疆问题专家均认为，与其他地区发生的群体事件相比，新疆发生群体事件比例很低，“真正的恐怖份子没有多少，也没听过多少人说要打倒共产党，很多人因为不满贪官污吏，会把仇恨转嫁在汉族身上，因为官员多半是汉人”。
此外，“中央援疆盖了很多显性工程，路是修得很漂亮啊，但有些农民以驴车为主，驴车又上不了公路；盖了很好的学校，但有些小孩上不起学；盖了更气派医院，反而看不起病。”
历经3年前的7·5事件后，新疆维、汉矛盾似有扩大，潘志平说，“该事件就像社会大地震一样，形成社会上很大的伤口，而且至今余震还在持续。要化解这种伤口，至少需要三代的时间。”他认为，很多事要慢慢来，但重要的是“要从文化着手，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着手。”
一位媒体工作者也说，“当有一天援疆政策不再是盖一些标榜政绩的面子工程，能清明地方吏治，从当地人角度出发，让维族脱贫致富，小孩都能上得学，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才能真正缓解社会矛盾。”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