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方省级换届的结束，十八大中央层级的人事变动鸣锣开道。在刚刚结束的省级党委换届中，共有37位“巾帼常委”，也成为中共官场的一道风景。可以看出，相较于过去，女性官员的人数和比例有所均有所提高，但在中国官场，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且越到高层比例越低，究其原因，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可能是主要因素。
“妇女能顶半边天”，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不到一个世纪前还深受缠足之苦的中国女性，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他们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妇女能定多半边天”的说法。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同样也反映在政治上，在刚刚结束的省级党委换届中，共有37位“巾帼常委”，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相对男性官员的比例，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且越到高层比例越低。
孙春兰是31个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中唯一一个女性。
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另一方面，在省委书记任上仅有一名女省委书记，即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同样在省长位置上也只有安徽省省长的李斌是女性，30:1的比例又显示巾帼难敌须眉态势。而这在更高层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也更为凸显，仅有刘延东1名女性，而在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常委中，截至目前仍没有出现过女性。
越到高层比例越低
在省级党委换届结束后，共有37位“巾帼常委”，占现任省级党委常委的9.20%。其中江苏女常委有3人之多，其次是安徽、辽宁、福建、贵州、甘肃各有两人，山东等24省份各有一人。由于原党委常委崔玉英调离，西藏成为目前唯一没有“巾帼常委”的省份。
37位“巾帼常委”中，福建的孙春兰是省委书记，安徽的李斌是省长，两人也分别是现任唯一的女性省级党政一把手；上海的殷一璀已任三届市委副书记，重庆的张轩则是首次连任市委副书记。
在其它担任省级党委常委的女性中，江西的舒晓琴是唯一的女性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长；天津的朱丽萍是市教育工委书记；还有两位是省委秘书长，两位是地级市市委书记，3位为省委组织部长，3位是省级工会主席，5位是纪委书记，5位是宣传部长，6位是统战部长，7位是省级政府副职。其中，贵州省常务副省长谌贻琴兼任省委宣传部长，海南省纪委书记马永霞兼任省检察院检察长，湖北省副省长张岱梨兼任省委统战部长。
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有所上升。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不过，可以发现，在最高层与最基层，女性官员比例仍然较低。除上述省级大员中女性仍然非常有限外，在中央层面这一现象更为凸显。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女性13名，比例为6.4%。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国务委员刘延东一人。而在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只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一人。
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和历史比较，当今中国已有很大进步，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但和其他国家相比就明显偏少，截至2010年1月，有30个国家的女部长比例达到或超过30%。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显然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分析人士指出，可以说，在中国官员的形象上，缺少了女性这一环。
多为“副职升迁” 途径单一
除所占比例较少和越到高层比例越低之外，女性官员多担任副职也是主要特点之一。中组部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正职女干部在同级正职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省部级以上7.3%、地市级10.4%、县处级14.8%。此前，2000年的数据，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
这些数据背后展示了女干部的“真实生态”，任副职多、正职少。而女性官员还普遍存在“副职升迁”现象。女性官员大多出任副职，提升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副职。以上海已任三届市委副书记的殷一璀，1982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之后，一路副职，直指连任三届市委副书记。他1992年担任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1994年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至上海市教育卫生工委副书记，1997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2000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2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另一方面，一般认为女性更适合分管纪检、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不太适合经济、政法等工作。上述各省新一届党委常委中的女性任职也遵循了这一特点，有3位为省委组织部长，3位是省级工会主席，5位是纪委书记，5位是宣传部长，6位是统战部长。
此外，目前女性官员通常任职一般性社会管理，如科教文卫，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领域，如经济、政法界任职的较少。这可以从中组部的选拔任用女干部管理中找到根源。中组部2001年的《意见》中还提出，“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民政、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领导班子要首先选配（女干部）”。
受限政治文化 巾帼难敌须眉
分析人士指出，造成女性官员比例较低的原因，中国的政治文化为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
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
200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文化观念对女性领导的偏见很严重。比如，在报道女部长时，会强调贤妻良母孝媳，而报道男部长时并不描写贤夫良父孝儿。在有些新闻报道中，男性官员三过家门而不入会被赞扬，而报道女官员就是工作再忙都回家做饭。这被认为是对女性官员带有歧视的双重标准。
而女官员的“家庭背景”是政界难以回避的问题。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曾说：“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
女性的强项亲和力，在现有政治文化中也通常处于相对不重要位置，“女官员像男人那样执政，被视为‘狂妄’，而展现温柔和亲和，又被视为‘软弱’，逼得女官员左右为难。”中国全国妇联研究所副研究员杜洁曾这样分析说。
此外，当下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
事实上，中国曾数次出台政策，增加女性干部在各级政府、机构中的比例，但显然，女性官员，尤其是女性高官比例的提高，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