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同一次会上，还有一个人把便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德怀的头上。
李钟奇少将
你能想象得到这两个人是谁么？他们既不是当时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也不是投靠造反派的一般干部，两个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将，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你能相信么？点出这两个人的姓名，他们今天大概还" 依然健在"：第一个人是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的李钟奇将军！第二个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中将！李后来在训练总监察部任职，"反教条主义"后被降职。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不是北京军区副司令。
反教条主义时，李钟奇确实属于受迫害的，到了文革时，以这种方式还以颜色----真是冤冤相报。
李钟奇原名李连芳，1913年12月13日生于建平镇油房地村。青少年时期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1931年初，考入东北讲武堂第11期骑兵科学习，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九一八”事变的当天，会同校友砸开军械仓库，拿起武器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队伍组编成抗日义勇军后，参加了江桥保卫战。1933年5月又编入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骑兵支队长兼参谋长。9月，奉东北救亡总会的旨意进入东北军骑兵第五旅，任骑兵连长，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多次为红军购买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及药品。1936年9月，带领警卫员出席红一军团纪念“九一八”大会，被东北军污为“通匪有据，立即逮捕”，在危难之际，带领12人通讯侦察班奔向红一军团，多次遭到东北军围追堵截，仅剩3人到达陕北根据地。军团政委聂荣臻和代军团长左权派其担任骑兵团参谋长，并由政治部副部长潘根武介绍，于1936年10月1日加入中共产党。12月参加了山城堡战斗。
1937年7月28日，红军改为八路军，红一军团改为一一五师，原骑兵团改为骑兵营，李钟奇为代营长。9月中旬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骑兵营的任务是抢在9月21日8时前，抢占倒马关，然后向涞源挺进，相机夺取涞源县城。李钟奇骑一匹缴获来的叫“夜猫子张”的白马，身先士卒，冲锋在最前面。他们从山西五台县东营出发，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于24日7时到达倒马关，当地居民已逃，说日本侵略军已爬上长城。李钟奇当即决定以一个排的兵力封锁日本侵略军的碉堡，以另两个排的兵力向城墙北方之日本侵略军猛攻，打退了日本侵略军的几次冲锋，圆满地完成了夺取倒马关的任务，有力的掩护主力部队消灭平型关之日本侵略军。李钟奇曾作诗一首纪念这次战斗。夺取倒马关
芦沟峰火连中原，抗日首战平型关。自古兵家争要地，铁骑飞驰倒马关。
孤军浴血战犹酣，六郎碑前敌胆寒。莫道我比先贤勇，长城头上鼓角欢。
倒马关战斗结束后，骑兵营在唐县上下围子地区集结。9月27日又接到聂荣臻政委电令，说日本侵略军在平汉铁路线已经向石家庄、太原方向进攻，平汉线西侧的曲阳、唐县、满城、完城已落入日本侵略军的手中，命骑兵营相机夺回上述诸县。
李钟奇对全营进行了战斗动员，并进行了分段侦察，大胆地制定了攻克三城、包围满城的作战方案。
夺取曲阳县城中，李钟奇派出3个侦察组，会同地方中共党组织共同侦察，掌握了日本侵略军的兵力部署情况。首先消灭了东高地守仓的日本侵略军，进而消灭了守城的日伪军，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其中轻机枪2挺、子弹63多万发。帮助曲阳县建起了县区政权，有一部分物资交给了游击队。
10月2日拂晓，又以奇袭的方式攻取了唐县县城。唐县是个土城，城里是日军培训的地方伪军，在李钟奇率领的骑兵营勇猛攻击下，保安队长等30余人被歼灭。
10月3日，又奔袭了完县县城。活捉了维持会长及其他伪军人员，缴获坦克1辆，还有电台等通讯设备。
攻克曲阳、唐县、完县以后，日伪军急增兵力防守满城。李钟奇经请示上级，以一个连的兵力包围满城，主要是做宣传瓦解工作，其余部队又袭击了于家庄、清风店火车站等。在八路军猛烈攻势下，满城日伪军惊恐万分，纷纷自寻出路。伪自卫军队长王波曾暗示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李钟奇与之几次通信，晓以利害，终于敦促王波于1938年3月带本部800余人反正，将日军顾问大佐等11人杀死，王波部后编为抗日游击队，为抗日做出了贡献。聂荣臻、邓华等赞扬李钟奇打满城是“围而不攻，攻而不上，一弹不发，血不染衣”的典范。
1938年5月，李钟奇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率队向冀东挺进，以配合冀东大暴动。夺燕青城歼灭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继而转战永宁，进入怀柔，乘夜袭击了二道河子日伪军，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李钟奇率队袭击了六道河子的日本侵略军，日军在睡梦里脑袋就搬了家。日本侵略军连遭惨败，集结几个城里的日伪军包围四纵，李钟奇率四纵31队、38队百里夜行军，冲出了日伪军的包围圈，6月17日夜突然出现在日伪军的据点一兴隆县城，经过2小时激战，全歼守城的日伪军。6月下旬，四纵主力到达蓟县。四纵队屡战告捷，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8月下旬，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各地负责人召开会议，成立了冀察热宁军区，李钟奇任参谋长。
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李钟奇身经百战，六次负重伤。1938年4月在河北沙峪战斗中，他背部脊椎骨右侧被炸成一个鸭蛋大的窟窿，又流血又冒气，呼吸已非常困难，邓华政委都给他找来一口棺材，准备后事了。但是，李钟奇被运送到开滦煤矿医院，在孙荫芳大夫的掩护和治疗下，一个月以后，他神奇地归队，被称为“打不死的参谋长”。
1939年6月，李钟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毕业后返回晋察冀军区任骑兵团长，1943年任抗日军政大学陆军学校校长，1947年5月任晋察冀干校副校长，1948年4月任华北军校吃一堑教育长，1949年11月调军委军教局工作，1952年任军训部助理部长，1957 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64年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1955年李钟奇被授予少将军衔，1982年离休，1986年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现住北京。
李钟奇是含冤而泄愤，对此有人批评，有人同情，但没有人漫骂他----因为他们训总那些人确实被整得一塌糊涂。
李打彭，是在卫戍区小礼堂，参加的都是部队高级干部，没有地方人员，更没有什么红卫兵。
李当年打彭的事，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来作为说明彭这个人人缘很差的例子。
了解部队情况的人一般都知道,部下对老上级，尤其是有过人之处的老上级的感情。发生部下打上级的，在文革也是很少见。我相信林彪当年没跑成回来挨批斗,绝不会发生林的部下抽他的事. 它元帅也是如此.唯独彭有此可能。为何?对人太苛刻。 新中国成立后,开党的内部整人先河的是谁?乱扣帽子的始作俑者又是谁?
刘伯承校长当年可是委屈的只要掉泪。
李钟奇小人也。公道自在人心。
庐山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又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在军内动员对彭德怀的批判。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高潮。
1959年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为贯彻庐山会议，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而召开的。会议的通知是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毛泽东将这个会议交给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总政治部承办。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会议前10天听取关于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阅读会议的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按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做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在分组揭发批判中，很多人不发言，或者发言了也很少涉及彭德怀问题，只限于“浅表性”表态。
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彭德怀表面做检讨，暗地里在煽动军队向党进攻”，“他根本不服庐山的气，妄图借他在军队中的地位翻庐山的案”。康生还跑到毛泽东的书房，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将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要扩大。当晚，毛泽东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人，商量会议进程。当晚决定将会议延长到9月12日，人数由原来的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会场除怀仁堂外，增设紫光阁礼堂作为分会场。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是一个小组，被当做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可是，这个小组两三天都没人发言。这时主持会议的万毅笑了笑：“既然大会一再要我们揭发批判，我们倒不如认真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学习学习，讨论讨论，看看他的意见有没有错误，存在不存在‘右派’、‘反党’问题。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知错就改嘛！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万毅的这番“诱导”，一下子把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接着，万毅郑重地宣布：“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可批的，一致通过，我作为本组组长，代表大家意见，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
万毅的言行早被密切注视。一场灾难迅即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作为“彭德怀的狗腿子”看管起来了。
与此同时，邓华上将又出场了。这位沈阳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的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是彭德怀的助手，直接同彭德怀共事几年，深知彭德怀的为人。
这一天，他终于按捺不住正义的冲动，直率地替彭德怀说了许多好话。结果，遭到严厉批判，
勒令他立即写出检查。
抗美援朝时的副司令员，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上将也被作为“彭的同伙”而点名批评。接着，一个又一个“彭德怀的小爪牙”被列入名单。几天的小组讨论收效甚微，会议的气氛凉了下来。这样下去如何收场？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
吴法宪抢着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惊愕！人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他。吴法宪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这时林彪气冲冲地喊了起来：“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过的……”“胡说！”突然台下响起一声严厉的呵斥，全场无不震惊，齐把目光集中到说话者身上，噢，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你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手来杀我们！那是在一、三军团强攻娄山关的战斗中，仗打得很残酷。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经审讯，才知道他是一军团的人，并且有一军团的人作证。按说，应该把他交给你处理，可当时怎么交？阵地上，枪管子都打红了……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执行战场纪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三军团亲如手足的关系，加害于人，在一旁幸灾乐祸！”他嗓子喑哑了，咳嗽一声，接着呼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霎时间，会场上乱了起来，议论鼎沸。
钟伟发言过后不到5分钟，只见总政保卫部一位领导干部奉命率领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不由分说，“咔”的一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了会场。直到他被押出去很远的地方，仍能听到他的高呼：“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自从这次会议之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直到“四人帮”垮台后，“钟伟事件”才得以平反（钟伟于1984年逝世）。
9月8日，康生建议林彪将毛泽东9月1日《给诗刊编辑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会上宣讲。林彪即刻心领神会了。康生说：“这可是给你提供的重磅炮弹。”林彪说：“很好！会议急需重磅炮弹来增浓气氛。”
接下去的批判会，变成了表态会。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人和几位元帅，也都先后到会，做了表态性发言。
刘少奇在讲话中形象地比喻说：“飞机从北京飞回南京，它的航线总不会笔直的，总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变，总是要飞到南京去的。大运动嘛，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是动机好，效果对，就不应该把它搞得那么严重；只要大方向对头，就不要过多强调它采取什么方式方法。我们忽视了这条，这个教训是要总结的，今后工作才会做好。”
这段话，当然是巧妙的折衷主义：既肯定了“三面红旗”“方向对头”，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怀。这段话到“文革”时期成了指控刘少奇“反党”的一条罪状。
但刘少奇在讲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对彭德怀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与毛泽东一致的。这就是：第一，彭德怀曾参加过高饶反党联盟；第二，彭德怀组织了“军事俱乐部”；第三，彭德怀“里通外国”；第四，彭德怀在庐山“急于发难”。
彭德怀听了，气愤地将铅笔一摔，闭上眼睛。
周恩来的讲话很沉重。他除了批评彭德怀等人在庐山的表现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讲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将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日的错误”。但周恩来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话很快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笑了笑说：“他历来如此，和稀泥。”
几位元帅的发言并没有从“高度原则”进行大批大轰，是将几十年来彼此间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数叨了一番。他们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战场上，他们互相间的争论都是讲打仗，讲哪一“炮”放得不响，哪一“车”踏得不是地方。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做了检讨。这个检讨被印发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他以无声表达着自己的意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说：陈云简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语，可眼睛很怕人。
毛泽东说：“他总以为看得很远，顾前瞻后，一贯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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