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存亡的两难局面。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便一直紧抓政治垄断权不放。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让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维持其执政权----但中共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这样的情况已不可持续了。
然而，这些因素尽管严重，却只不过是中国深层次制度性问题的表征。除非根本性局限的问题得到解决，建立基于消费的新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中国高级官员，早就认识到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被呼吁采取改革措施，来修正损害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及全球贸易体系的经济模式。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显著的便是对出口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是因为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制造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来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而这正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就相当直接：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减税、增加工资或社会支出）来纠正失衡，让人民更有能力消费，从而减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为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还有另一个解释，这同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对出口的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知识产权没有保障、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不良的付款纪律、不足的物流和分销网络、普遍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盗窃：所有这些障碍都增加了交易成本，让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发展。
“中国例外”论是个妄想
相比之下，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Wal-Mart）、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 Depot）等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到钱。它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遇到的所有难题，出口市场所具备的良好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障了它们的利益，显着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性缺陷反映在国际调查数据中。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6月的“经商容易度”调查（这项年度报告包括了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名第91位，落后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创业（排名第151）、纳税（排名第122）、取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及取得电力供应（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对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institutional arbitrage）----利用高效的西方经济制度来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是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2010年为10.4%），西方经济停滞不前又限制了其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已经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的远不只是把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的政府政策。
要享有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健全的监管框架、通过对付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基本上，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培育者，把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几乎都需要通过建立法治精神，以及（或）由独裁转向民主来完成。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共产党陷入了存亡的两难局面。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便一直紧抓政治垄断权不放。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让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维持其执政权----但中共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这样的情况已不可持续了。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知识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有缺陷的政策，所谓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继续增长----正显露出妄想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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