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泪瓦斯、震爆弹！颇具传播力且极易引起公愤的字眼将什邡暴力冲突事件推向了高潮，同时引起新一轮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一方是地方官员“稳定压倒一切”的治理思路，一方是民众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强烈诉求，一方是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充当“卫道士”的网中人。这三股力量碰撞在一起，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群架”景观。
首先是“稳定压倒一切”。 这一口号提出时，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浩劫中恢复过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鉴于此，一旦不可预期的群体抗议活动发生，便很有可能给中国带来致命的一击。诚如提出这一口号的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而将视角拉回到今时今日的中国，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还未触及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层面，总体上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即是说，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抗议事件时，不能将局限在特定区域内的普通群众诉求上升到社会稳定层面而过度反应，甚至大动干戈。比如出于推卸责任的考量，往往给事件扣上“一小撮儿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有组织、有预谋”、“境外敌对势力遥控指挥”等大帽子。在广东乌坎事件中，从发生发展到尾声包含了两种模式，即压制与和解。这两种模式是并行不悖而非一前一后的关系。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官员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先强力压制，等到事态恶化到不可控局面时再来和解。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难免营造出一种“官民对立”的紧张氛围。
其次是参与抗议事件的民众。群体性事件不可控、自发性、暴力性等特点，源自于组织者和参与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并试图借此来发泄不满情绪。其实，多数群体性事件虽然具有破坏性和违法性，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其合理性。如大连PX、什邡等，都是出于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诉求。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再加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趁虚而入，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群架”形态。
有资料显示，在转型时期，由利益格局重新调整产生的经济利益矛盾，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其中经济事件占70%—80%。也就是说，在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中，驱使民众参与其中的，大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那些打着“民主”、“自由”口号的标语，不过是一种推高抗议级别、引发更多共鸣的手段。如在乌坎事件中，民众集会时打出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有明确价值追求的横幅，然这种权利诉求，最终还是回归到了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利益诉求”中。
最后是一步步将事件推高的“网中人”。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微博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的到来，更多的信息汹涌而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有了“舞台”得以公之于众。然信息大爆炸带来你来我往的信息交流的同时，也成就了网络水军的狂欢。从2009年开始，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经由网络得以引起关注的。如“陇南事件”、“最牛钉子户”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等。
新近发生的什邡事件，大量现场图片及文字简讯也都是最先在网上流传开来的。
“网中人”的广泛参与，好比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让事件迅速扩大到足以引起中央震动的程度，如乌坎事件、什邡事件等；另一方面，也成了各类谣言滋生的温床。无可非议，由网民曝光的事情，必定是那些极大地触动了多数人敏感神经的事情，才可能成为一时的话题。所以，为了能在汪洋大海般的网络舆论中成为“第一信息源”，产生眼球效应，部分网民甚至不惜编造出各种千奇百怪、挑战公众底线的说法。这一结果的成型，也与媒体权威信息缺位有直接关系。 当官方掌握绝对权力、法治未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又未完善时，如何让民众相信政府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确实比登天还难。其实，归结起来，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多半是一种信任危机。而危机的形成，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不管是伪民主，还是卫道士，本质上来说，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对民众对自身利益的保全，而这种无意识于中国社会大转型大发展的举动，也间接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社会安全阀的建设。诚如国家行政学院专家任竹立发出的警告，“未来十年群体性事件将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如何理性看待“稳定压倒一切”以及敌对思维，切实维护“公法权益”，着力畅通“诉求渠道”，无疑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和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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