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力量賦予中國人自信與驕傲，是某種暫時的黏合劑，卻不是可以持續的價值觀。
在康橋Regents Street街道的拐角處，我看到了「楓林小館」。走進去，空氣裏正飄蕩著鄧麗君的《小城故事》。新加坡人開的中國餐廳，沒有筷子，只有刀叉，照著功能表上那個名字最長的、似乎是「非常辣的豬肉，帶有蔬菜」的名字點下去，幾分鐘後，端上來的是「魚香肉絲」。
屋內的光線不明不暗，櫃後面除去酒瓶還有財神像，廚房裏間歇傳出一句我熟悉的普通話，這是在海外的中餐廳的典型經歷。兩天前，我和朋友在倫敦的唐人街散步，突然覺得，掛在櫥窗裏的燒味，和餐廳裏經常傳出的八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似乎是連接海外華人情感的主要紐帶，或許還要加上那個不那令人愉快的元素 ----法輪功組織創辦的《大紀元時報》，它在中國人聚集處免費派發。
回到夜晚八點的楓林小館，我一邊吃著被改良的魚香肉絲，一邊讀著手邊的《前景》雜誌，它與《新政治家》、《旁觀者》、《倫敦書評》等，構成英國迷人的知識分子傳統----富有智力性的公共辯論是保證一個社會健康的前提之一。這一期的《前景》，連續三篇文章都牽扯到我們時代最炙手可熱的公共議題----身份的認同。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到了二十一世紀轉變成不同文化間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紛爭。
在一個標榜全球化的時代，認同危機卻覆蓋到每一個角落。在一個你可以隨心所欲克服地理障礙的時刻，人人都在為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安。人口的快速流動、相對價值觀的普及、不同文化間的融合，這一切卻使人們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誰？我與別人的截然不同之處是什？
日本人在想他們的地理位置、歷史和文化是否使他們成為亞洲人，而他們的財富、民主制度和現代生活是否使他們成為西方人？伊朗一直是一個尋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土耳其處於獨特的特性危機；俄羅斯則處於深刻的獨特性的危機……
就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前景》的封面故事《論認同》中寫道的：「導致過去十年中的恐怖襲擊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者的意識形態，與其說是傳統的伊斯蘭文化，不如說主要是現代認同政治的表現。」
接下來的兩篇文章像是對福山的呼應。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蒂莫西·加登·阿什在《歐洲的真實故事》中努力向讀者表明，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已經五十週年（歐盟正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上），歐洲必須尋找一種新的對於自身的述方式。在冷戰的陰影下，西歐的故事建立在對自由與繁榮的追求上，是對抗蘇聯代表的極權與匱乏的力量。隨著冷戰的結束，這種理解過時了，在歐盟成員不斷增加的今日歐洲，自身的目標反而模糊了。阿什相信「自由，和平，法治，繁榮，多元，獨立」，這六項目標應該是一個新的歐洲故事的基礎，這其中當然也伴隨著不間斷的自我修正。
接下來的一篇關於美國政治明星奧巴馬（Barack Obama）的人物肖像。不管他是否會成為美國第一位的黑人總統，他已提供了美國政治生活中所長期缺乏的活力。他的經歷再次印證了「美國夢」的真實性，就像一位政治評論家說的，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會說話的希望機器」。對於正在世界舞台上為自己昔日的領導權與價值觀的下墜而不安的美國，還有什比這種對自身價值、自己故事的確認，更讓美國公眾覺得充滿希望？
在《前景》雜誌的智力氣氛、鄧麗君的過分甜蜜的歌聲和魚香肉絲的味道的混合中，我一直在想：「究竟怎樣的一種價值觀念、一種文化或者是一種歷史的經驗，將中國人----不管他們是在國內還是海外----緊緊地維繫在一起？中國的事到底是什？」
對於十九世紀之後幾代中國人來說，是中國正在遭遇的屈辱經歷和對昔日歷史的驕傲混合在一起的情感，是對獨立性與安定富足生活的渴望，是中國菜的烹調與方塊的漢字，提供了這種紐帶。那，現在中國人依靠的是什？散居在台灣、香港、世界各地的華人，使用的甚至並非同一種漢語，中國漫長的傳統似乎也已經被耗盡，只剩下孔子、儒家這些空洞的概念，人們能夠分享的只剩下中國胃和流行文化，是蘇芮的歌曲和周潤發的電影，或是一部分人對北京政府的反對。
新一輪中國熱為這種紐帶提供了新的元素，中國被描繪成世界上最富潛力的市場、最大的生產基地，成長的經濟力量賦予中國人一種新的自信與不切實際的驕傲，但他們身上卻看不出令人欣賞的品格。它們是某種暫時的黏合劑，卻不是可以持續的價值觀。
我們迫切地需要尋找到一個新的中國事，它能夠激發起生活在中國大陸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的普遍性的情感，它不再僅僅是由流行歌曲所營造的鄉愁或一種仍強烈的受害者心態構成，而是一種更為深刻與多元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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