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赖喇嘛的政治逻辑中，建立独立佛国的诉求可以始终顺应中共与西方关系变化而演进。是因利乘便实现这一终极目的，抑或退而求其次，先以“高度自治”、“中间道路”，再徐图后进“得陇望蜀”，达赖喇嘛自有其审时度势的能力。诚然，西藏问题之复杂难解，世所鲜见，“混杂了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宗教、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时至如今，达赖喇嘛方面与中共谈判前前后后延宕30余年，却在实质问题上针锋相对，各说各话。但谈判基础尚在，如同中日钓鱼岛争端，对于中共来说必须承认主权归属的底线，不允许存在“任何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既然达赖喇嘛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亦应审时度势，丢弃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相信以双方的智慧定能坦诚解决。
政治投机 中共达赖难互信
达赖喇嘛退走拉萨后，组织武装对抗力量“卫教军”，建立达兰萨拉流亡政府，设立各国办事处，并长期在西方世界深耕细作游说政治势力博取支持，公开主张“西藏独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印度、美国等减少了对达赖的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受到国际社会的冷落后，经济上捉襟见肘，不得不改变调门，主动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弃西藏独立回国”。
1979 年初，达赖喇嘛的弟弟嘉乐敦珠接受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达赖方面表示：“要改善中国和西藏、以及西藏内外藏人间的关系，设法在真诚和平等的基础上透过未来更深的了解，建立起藏人与华人间关系。现在已到了紧急运用我们的共同智慧，以容忍和宽大来使藏人获致真正快乐的时机。”1981年胡耀邦提出解决达赖喇嘛个人问题的“五条方针”，直到1993年达赖喇嘛方面多次派代表回国参观接触商谈。
但在此期间，达赖喇嘛在西方世界的政治游说始终令中共震怒，“政教合一”的领袖身份令其活动难以褪去政治色彩。达赖喇嘛先是在1987年美国国会演讲中抛出“西藏和平五点方案”概念，继而在1988年的欧洲议会演讲中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称“西藏的历史有两千多年，而且是独立的历史。西藏从来没有把主权交给任何一个外来势力。”1989年达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讲中更直言“受奖后我要更加坚信，在坚持真理、英勇战斗和不懈的斗争后，西藏一定会独立。”
有分析认为，在中共看来，达赖喇嘛要求谈判的目的是一场阴谋。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奔走游说，以让西藏问题国际化，树立其西藏人权卫士的亲和形象，攻击中共在西藏的“人道主义灾难”，获得西方的经济与政治支持，增强其本人的谈判筹码。
事实上，达赖喇嘛推动藏人问题国际化的做法确实给中共制造了更多的压力，以至于在中共看来，达赖喇嘛是在玩两手策略。对达赖喇嘛而言，只有将矛盾转为民族矛盾和人权问题，才能博取国际上的同情，在斗争上获得正当性。在1988年之前，西方国家出于联华对抗苏联的考虑疏远达赖喇嘛时，他可以退而求其次鼓吹“中间道路”，只求“宗教与文化的高度自治”。1989年至1993年间，随着苏东剧变、六四风波爆发，国际反华势力再次加大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达赖不再提及“中间道路”，再度公开宣示“西藏独立”。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经历数年谈判无果而终的达赖喇嘛与继任的流亡政府，再度转而声称恪守“中间道路”。如此“妥协”与“机变”，令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难道不是一种政治投机？
流亡政府漫天要价 歧见日深
目前，达赖喇嘛与中共的接触已经中断近两年，自2002年起便担任达赖喇嘛北京谈判特使的嘉日?洛珠坚赞和格桑坚赞也于6月辞职。表面上看，中共与达赖喇嘛的所有谈判都停滞在解决的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还是藏区600万人的问题，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方面提出的所谓“高度自治”才是导致谈判无法取得成果的主要原因。如同中日钓鱼岛争端，主权归属的问题必须有原则性的底线。正如负责对藏谈判的中共中央前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2008年所说，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也是敞开的，但是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事实上，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一直如此明晰。
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历来被达赖认为是双方谈判最为开放的时期，但胡耀邦1981提出的“五条方针”亦是将西藏问题视为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但达赖喇嘛1987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的“西藏和平五点方案”则开出了令中共自始至终难以接受的“价码”。
在达赖喇嘛提出的方案中，“大藏区”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一个涉及国际主权的问题，他们将今天中国境内所有藏族同胞聚集之地都归属于“大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部分地区，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是目前西藏自治区的两倍，是中国陆地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他们提出的“大藏区”概念，其目的是通过谈判来重新划分中国的行政区域版图，并在“大藏区”内实行“高度自治”。
事实上，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的行政区划是中国元朝以来就形成的，今天的藏区在历史上的区域划分（包括西藏自治区）是清朝雍正时期奠定的。而在这之前，也并没有统一的所谓的“大藏区”。既然“大藏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
力量消长 藏独之路日暮途穷
从双方的力量消长变化看，聚集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新老交替价值日趋多元，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式微，极端的暴力乃至自焚事件频发已预示藏独之路渐入死胡同。而中共在西藏正采取更为柔性和开放的方式处理问题，加之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外部环境已经出现逆转。在此情势下，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在公开表态中都坚称恪守“中间道路”亦印证了这种变化，于是唯有以人权道德观为自己加码，以此证明数十年流亡生涯的正当性。
不可否认，因应中国国内的政治空气变化，中共的西藏政策的确存在简单僵化粗暴的一面，甚至一味强调意识形态优先，强推马克思主义的遗存犹在。但是经历了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2008年西藏骚乱事件后，中共已逐步调整西藏的民族政策，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采取更为积极的柔性策略关注西藏问题，使得更加开放的藏区日渐显现活力，对于已经与之隔阂数十年的流亡藏人团体，宣称代表600万藏人权利的宣讲便显得荒谬。
此外，中共吸取达赖喇嘛深耕西方社会换取政治优势的教训，转而通过各种公共手段宣传西藏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在西方的公关活动也初见成效。
反观流亡藏人，尽管交出世俗权力的达赖喇嘛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与西方政要如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密会，甚至与中共眼中的分裂势力疆独分子磋商，但其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只是变得更为孤立。更为严峻的是，国际舆论对自焚的政治意义持有负面态度，自焚对个人是个悲剧，其政治影响不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人肉炸弹。而之前一直不支持自焚的达赖喇嘛竟然将佛家慈悲心丢弃一旁，近日首次明确表示“自焚并非错误”，自毁“和平非暴力”形象，再度将自己拖入鼓吹暴力、罔顾无辜生命的道德争论中，其在西方社会引以为资本的人权守护者的光环也黯然失色。因此，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制止自焚这一极端行为。
达赖喇嘛声称寄望未来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更多的是对1989年平定拉萨事件的胡锦涛无感。但事实上，习近平已经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大会上表达得十分清楚，强本固基，粉碎达赖喇嘛的一切分裂图谋。也许说，未来中共对流亡藏人的接触尽管可能态度上更为开放、策略上更具灵活性，但是也必定会更底气十足。达赖喇嘛必须首先意识到时势演进，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已然不多，无辜藏人的生命不应成为自己政治诉求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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