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开展全面夺权运动以来，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完成了夺权，并陆续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庆祝“全国一片红”的锣鼓声中，1968年10月13日－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二中全会。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代表了毛泽东对局势发展的坚定、自信和满意。林彪则在这个全会上提出了“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著名”论断。
这种“最最最”是林彪的典型句式。这种典型句式中也包含了林彪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因为语言方式是思维方式的显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极大鼓动作用的“最最最”式的极端用语，也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他极端的政治纲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各种倾向推向极端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以及那些最勇敢的学生领袖，差不多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极端型思维和行为的人物。如果专门剖析林彪的言论，那么，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语言，都给我们提供了极端的代表作。
在讲话中，林彪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四大文化革命”的观点：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第四次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他再一次运用了最最语式，说：“前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
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运动中，一切都以“最最最”的方式表现出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局，便是以最最惨烈的方式，写在了中国当代政治史上。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把持下的中央专案组用伪证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罪行的决定。
这个《决定》无疑给了刘少奇原本已经很艰难的生命以致命的打击。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秘密押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晨六时，这位中国当代史上应该留下一页的、值得尊敬的人物，无声无息地死于开封市囚禁他的地方。当他被秘密火化时，已被折磨得形象枯槁，填写的是化名，没有人知道这位火葬单上填写为“无业”的“刘卫黄”，就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回看当时真实的历史镜头，我们看到，在宣布刘少奇专案材料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那目光既是含威不露的，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在会议上宣布有关刘少奇的决定时，他俯瞰全场的目光使人感到，他面对着他不得不翻过的这一页历史，既沉重而又义不容辞，他不时微眯的双眼表明，或许他心中还掠过更复杂的思绪。
他做了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历史要求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潮流推动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足以震慑全党、全军、全国百姓的事情；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做了一件在他的眼界中又不算很大的事情。总之，他做了，而且有着做完后的从容。
回顾文化大革命初期，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曾派车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当刘少奇向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此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泽东曾温和地建议他认真读几本书，并对他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还将他一直送到门口。
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所有经历的把握，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剥夺刘少奇的权力和影响，使之离开最高领导核心，这大概是毛泽东在运动初期的既定方针。然而，后来采取的极端方式，确实是因为有一份足可以把刘少奇在历史上定为“公贼、叛徒、内奸”的专案材料放在了他的面前。这个江青及红卫兵的杰作，推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最极端的处置。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毛泽东也只能采取这个处置。他不可能、也不再会对刘少奇留出一点宽大处理的余地。
透视刘少奇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大权在握、不被人左右的领袖人物，他既决定着一切，也被一切决定着。他既推动着潮流，又被潮流推动着。他有足够的选择余地，实际上又没有选择的余地。
历史翻到1969年的4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召开了。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象征，也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到达顶峰的时刻。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面带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大革命之后的坚定、从容、安详和疲倦兼有的神情和口气，讲了许多话。讲了要落实政策，讲了要防止一个潮流掩盖另一个潮流的错误，讲了工宣队、军宣队不要压人，讲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讲了要准备打仗，讲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
这其中，有一段话是特别重要的，他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们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资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段话总结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这段话，揭示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
正像我们曾经分析过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反对的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个庞然大物。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一直在和这个看来渺小实则庞大的对立物做斗争，今天，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又接着讲：“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把“六厂二校”那种清理阶级队伍、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做法落实到社会所有的单元中。
在显示文化大革命光辉胜利的中共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当然，在“六厂二校”的经验中，在那些社会单元中，已经包含了基层的政权，这里讲的是与这些基层政权相联系的、或者说作为全国各级政权（包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集中体现的中国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即中共中央的政治局。
我们把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二十一人名单公布如下：
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二十一人的政治局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最高权力中心。二十一人的名单其实已经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政治纲领，包含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全部含义，包含了毛泽东在1968年以来推行的建设新社会的战略部署的性质，包含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质。需要略做说明的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共二百七十九人中，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五十三人，仅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29%。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大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已在上层的大换班中充分显示了出来。我们对二十一人政治局名单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整个中央委员会乃至全国各级政权组成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在二十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周恩来和李先念属于操持国家国民经济、国计民生的人物。对于一个夺取政权、独立管理国家已达二十年的政党，这绝对是一个十分畸形的权力结构，它表明曾在国家一线领导经济运转的干部力量基本被摧毁了。这确实是一场把商品经济打倒的政治大革命。
接着，让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除了毛泽东，除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位德高望重而又多年不掌握实权的元老，再除了叶剑英、许世友、陈锡联这样几位毛泽东需要平衡政治全局的人物以外，主要是两个六人集团。
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林彪为首的这六个人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们是林彪“最最式”极端政治纲领的组织体现。正是这批人扩张权力的需要，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另一个六人集团，就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这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操作者。是共产党内专门从事整治干部的一批政治杀手。他们极端的思想和扩张权力的极端需要，也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向极端发展的力量之一。
当政治局内这两个六人集团（一文、一武）掌握了国家的生杀大权时，不难想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了。毛泽东通过他们指挥一切；而他们又通过毛泽东指挥一切。当这样两个六人集团簇拥在毛泽东左右时，当国家的最高权力基本上由他们掌握时，他们的思想就是国家政权的纲领，国家政权的特征又体现在这些人物的人格上。
这是一个反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政权；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内要强化愚民政策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要大搞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社会的政权；这是一个要用工宣队、军宣队的方式管理文化教育的政权；这是一个抵制、仇视知识与文化的政权；这是一个企图以“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口号、运用政治动员经济的政权；这是一个在所有制上不允许有多种成分、只能是清一色的政权；这是一个似乎充满共产主义理想，在实际中又十分法西斯的政权。
这是一个似乎团结、其实已蕴含着深刻矛盾和危机的政权。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