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海外民运会越走路越窄，人越来越少，而被宣判为彻底失败。我们看到民运中所谓有理想、有道理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是清流退出的过程，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过程。这就是真实的海外民运！
每年的五六月，国内外的一些人士都会重提六四，而在重提六四之时，另外一个关键词也就无法回避，即民运，特别是海外民运。但由于民运一词在国内的敏感性，许多民众并不了解它的具体情况，同时也由于海外民运的“民间”性质以及相关人士为某种目的而刻意进行虚伪表演，而使国际社会也并不了解它的运作内情。长期以来，外表光鲜的海外民运与它日益败落的实际命运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世人留下许多不解之迷，海外民运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愈加扑朔迷离。
谁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民运？近日偶然看到齐墨先生的《我的民运路----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一书，读后豁然开朗。该书以历史学者的独特视角和逻辑叙事，用事实说话，通过完整介绍民运不同时期的关键性事件，客观无偏见且不加评论地向外界展示了民运大佬、意见领袖和组织骨干及基层喽啰们的行为和表演，给人一个认识海外民运的“全真”视角。该书在香港出版还不到半年时间，就受到一些关心民运人士的好评。有一种评价称：与其说《我的民运路》一书是中国海外民运的内斗史、衰落史，倒不如说是齐墨先生用历史事实说话、深刻揭露民运人士丑陋卑劣嘴脸、深度剖析海外民运衰落之因、对中国海外民运痛心疾首的“实话录”、“纪录片”。这本书被认为是“目前仅有描写当代中国海外民运史的巨著”，“了解民运兴衰的一把钥匙”。
齐墨先生的书之所以可信，源于齐墨先生的身份和经历。齐墨先生本名修海涛，是山东大学研究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讲师，1987年留学德国，攻读历史博士学位，至今旅居德国已二十六年，八九六四时，他正身在德国求学，旋即投身到海外民运之中，声援八九六四学生运动，之后亲身经历了海外民运的风风雨雨。对于海外民运，齐墨先生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说是“亲历者”，因为齐墨先生在海外民运中摸爬滚打了14年之久，并一度担任要职，他了解掌握的民运内幕详尽，经历了海外民运由萌生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全过程；说是“旁观者”，是因为在写这本书时，作者已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了民运投入了商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海外民运的污泥浊水中脱身而出”，已经“不在此山中”。因而，才能深入地反思，客观地观察，中立地评价，所叙述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才更可信。
齐墨先生在书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海外民运呢？
从海外民运的参加者来看，民运队伍是由“四有人士”组成的，具体包括“有仇的”即不同时期遭受过中共各种政治运动迫害的受害人及其家属，“有瘾的”即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或者有参与政治的兴趣的人，“有病的”即精神不正常的人，特别是那些所谓政治狂想症患者，以及“有鬼的”即指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们进入民运目的是为背后的政治力量服务。
从参加民运的动机和目的来看，不少人把参加民运当成一个获得所在国居留权的工具，尤其是八九年六四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或逃亡国外的政治风波参与者，往往把参与民运活动和与民运主要领导人合影当作申请政治避难的证据，而一旦被当局允许居留获得绿卡，就再也不参加民运的任何活动了。因而，齐墨先生在书中称“政治庇护是认识海外民运的一把钥匙”。甚至不少先到的民运人士还把难民的居留权当作发财的敲门砖。
从海外民运活动的经费来源看，多数从国内逃出的民运人士刚到国外并没有正当职业，也得不到经商人员的捐助，主要从国外民主基金会以及当时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等处获得经费，一旦相关机构或组织缩小资助规模或者断粮，民运活动立即受到严重影响。
从海外民运相关组织和领袖、骨干成员的活动来看，由于他们没有独立充足的经费来源，所需经费完全由外国的各种反华势力提供，因而民运人士的活动必然受到背后“主子”的操纵，服从并服务于外国反华势力的政治需要，造成了民运组织内部的内斗不断，其实质是各为其主。
书中的大量事实证明，海外民运组织、民运分子其实就是一群穷困潦倒的“革命者”，一没有本事，二没有资金，要想存活，只有“乞讨”或“卖身”或“吃人血馒头”，视金钱为再生父母，惟命是从，民运一直干着这种肮脏的勾当，为了继续依靠并获得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支持，不惜背负千古骂名，竟与“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同流合污，同声共气。
正如作者在本书的最后所说，为什么海外民运会越走路越窄，人越来越少，而被宣判为彻底失败。我们看到民运中所谓有理想、有道理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是清流退出的过程，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过程。
这就是真实的海外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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