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模特儿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康生。1964年5月，时任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康生等人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用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难道吴道子的人物画是靠这个办法练出来的吗?”“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他们甚至还认为，“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美术界玩弄女性的借口”。康生言论一出，中央美院的一些教师和附中学生纷纷控诉模特儿制度对于青年的毒害。
3个月后，当时的文化部被迫根据康生等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向全国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经其审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造成很长一段时间，美术学院的创作和教学难以进行。
1964年9月，康生直接插手中央美院，当年9月，美院附中发生所谓“压制批判杨献珍事件”，部分工农出身的学生及教师严跃不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以“左倾”的观念写信给中央，康生接见了严跃，并直接插手附中事件。1964年10月，北影、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文艺界十大重点单位，作为试点进行文艺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康生亲自做报告宣布全面开展文艺整风。此时江青又直接插手，组成联合工作组，500多人的中央美院，派来了70多人的工作队，搞“扎根串联”、“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使美院师生提前遭受了“文革”的苦难。1964年11月，江青还接见了中央美院雕塑系教师傅天仇，说“有同志说美术学院是个大染缸，我看是个漂白缸”。江青的话为中央美院定性，导致文革中许多画家和领导受到伤害。而在1970年冬天，北京的几所主要艺术类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联合组成“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担任校长，表明了她对于插手中国艺术教育和文艺革命的浓厚兴趣。康生与江青都是山东诸城人，是康生把江青从演艺界领上“革命道路”，江青与康生的合作，从延安延续到北京，直到文革中江青担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康生担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两个人一直是配合默契，沆瀣一气。
就在美术教育界对于文化部废除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议论纷纷之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式廓、教员闻立鹏、李化吉因为不同意废除人体模特儿写生，于1965年5月12日共同研究起草了一封长信，向中央领导反映废除模特儿后出现的问题，此信托人转交给江青。其实，还在1964年10月25日，江青就曾受毛主席委托，在中南海由林默涵陪同，接见过王式廓、闻立鹏、李化吉。起因是他们三人当年从农村文化工作队返校后，受农村“四清”抓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想影响，在1964年10月份曾联名写过一封信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并转交毛主席。信中赞同毛泽东对文艺领域的两个批示，认为美院党委右倾，学校已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江青在接见他们三人时说“美院是稀烂了”，“美院是大染缸”，并说项尔躬画的《红色娘子军》是“蓝色娘子鬼”。这也间接地表明她日后狠抓八个京剧革命样板戏(其中包括《红色娘子军》)事出有因。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的这段批示似乎与当时四清运动的政治氛围并不一致，也与毛泽东有关文艺界的两个严厉批示不相吻合。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对美术界和中央美院的了解----中央美院的前身有一部分是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与华君武、蔡若虹、江丰、罗工柳、王朝闻等延安时期的美术干部均比较熟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党的革命文艺方针和路线。此外，中央美院教师的美术作品也为毛泽东所熟悉，党的七大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像与朱德像是王式廓所绘，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浮雕像是王朝闻所作;毛泽东对徐悲鸿在抗战中和北平和平解放所做的贡献更是十分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看过中央美院的教师美术作品，并且对董希文所绘的《开国大典》十分赞赏，而中央美院成立时的校名也是毛泽东所写。可以理解毛泽东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不惜小有牺牲”表明了毛泽东对于艺术学科发展的大局观，并未局限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家的广阔胸怀，以及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和中西文化关系的丰富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在该来函的上补充批示道：“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毛泽东批示的后一半内容，大约没有传达，坊间多有不知，但他对于曾送画给他祝寿的齐白石、对中央文史馆的知名画家陈半丁如此评价，确实令人不解。不过，如果说齐白石、陈半丁不会画写实人物特别是画人体，与徐悲鸿、刘海粟这些留法回来的画家相比，倒是实话。如果就花卉来说，与晚清海上画派的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相比，齐白石也差得较远。虽然是木匠出身，齐白石对文人写意花鸟画非常欣赏，渴望做徐渭、八大山人和吴昌硕的徒弟。如此说来，毛泽东讲得也还在理。
据美术史家陈醉所言，毛泽东的批示没有正式发表，“只是在私下传抄或小报和专业刊物引用，所以申辩者也腰杆不硬。‘文革’期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报刊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得排黑体字，否则会招来横祸的。但是，唯独这条明确批示裸体模特儿可以画的语录，引用者既不敢用黑体，反对者也不敢说是假的，因为任何人想借此发难都将有可能落入‘恶毒攻击’的陷阱，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不过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各派都是各取所需，很多于己不利的‘最高指示’，都肆意歪曲、阳奉阴违，所以即便是正式发表过亦无济于事。”但毛泽东的“批示”在“四清运动”的政治气候中传出之后，大大惊动了艺术教育界。
尤其是“批示”中没有使用“阶级斗争”字样，反而用英文“model”代替中文“模特儿”，可见毛泽东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洋为中用”的开阔胸怀。
3个月之后，当时的文化部党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精神，于1965年10月9日送上了“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央、主席”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毛主席在7月18日对美术院校绘画和雕塑专业使用模特儿问题做了重要批示，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文化部党组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十分正确，应当坚决执行。文化部1964年8月发出的《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妥当的……”“要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和审美观点;应多用专职模特儿而少雇或不雇临时工做模特儿;对模特儿应采取同志式的平等态度，尊重他们的劳动;除安排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外，应注意组织师生深入工农兵中写生，以锻炼和提高刻画工农兵形象的创作能力……”这个《请示》由中央宣传部在1965年11月11日转发。转发《通知》称：“各中央局宣传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部党组《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已经中央批准，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但是，相当诡异的是，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林彪所说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疯狂年代里，毛主席“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的问题的批示”却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和执行，人体写生被作为封、资、修的象征受到更猛烈的批判。
1967年的“文革”初期，美术界的一些愚昧无知的“造反派”，在“横扫一切”“造反有理”“打倒封资修”的疯狂声中，曾首先针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学院派”的维纳斯、大卫等素描石膏教具开始了彻底砸烂的行为(在中央美院石膏馆中，至今劫后余生，仅余两座米开朗基罗的著名石膏像留存，一座是《大卫》头像，一座是《被缚的奴隶》)。1967年初秋，美术界的造反派又针对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以污辱身心的方式在恭王府大院召开了对周扬等中宣部、文化部几位领导者的批斗大会，以野蛮的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著名“批示”精神(其实。在此之前的5月26日北师大红卫兵的一张小报上，就曾全文刊登过毛泽东《关于model问题的批示》。可能由于这些“造反派”忙于造反而无暇细读，只是注意捕捉了其中比较醒目的洋文“model”、中文“裸体……”和“封建思想……”及“……之流”等所谓“封资修”字样，竟将毛泽东反对封建思想、肯定模特儿写生的著名“批示”，误作“文革”中“横扫”之用的“最高指示”了。有意思的是，钱绍武先生在他的文章《为什么要画裸体模特儿》中提到，文革后的70年代初期，《美术》杂志发表通讯，报道鲁迅美术学院大胆恢复画裸体模特儿，但是却将毛主席关于人体写生批示中的“裸体”二字取消了。
跑去一问，回答是这篇报道依据的批示抄自文革中的一个油印本，大概文革中的油印本传抄者不敢相信毛主席会有此等指示，为保险起见擅自去掉了“裸体”二字。
紧接着“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王曼恬，给继续主张用人体模特儿写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师生，扣上了“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的帽子，从而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的“批示”精神。1967年7月27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因对“使用模特儿问题”有不同看法，致函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教学的情况，表明了他对毛泽东批示的看法。他认为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即便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张际春在信中最后说：“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有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毛泽东读了张际春的信以后，于同年8月4日写下了第二个关于画人体的批示：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的素描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为什么毛泽东关于人体模特儿的两次批示，都是推崇徐悲鸿而贬抑齐白石呢?对此，陈醉先生认为，“从他的这几段批示来看，明显流露了对西洋画、人物画甚至‘人体素描’的褒扬和对传统花鸟画的贬抑。这自然不是一种个人好恶，而是居于政权需要所作的选择。毛泽东未必对绘画有兴趣，但他深知‘西洋画法’和‘人体素描’对反映现实生活甚至直接图解政治内容的重要意义，而花鸟画于此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惜小有牺牲’，而且连国粹的中国画系教学都引进了人体素描训练。毛泽东的有关指导思想，客观地促进了中西艺术的交流与融会，尤其是对油画、雕塑等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拓展、特别是人物画的复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美术学院的体系里，提倡西方写实主义艺术，油画、雕塑的地位得到提升，与当时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有关。即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山水、花鸟画，建立于严谨的人体写生基础上的油画和雕塑，对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视觉艺术主流话语，有着重要作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这直接导致一大批解放前的著名山水花鸟画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与艺术的夹缝中检讨思想，更弦易张，努力学习创作人物画。实在画不了人物的，就画以毛主席诗词为主题的红色山水画，潘天寿(《杭县农民争交农业税》1950)、吕凤子(《苏州园内新游人》1954)、陆俨少(《教妈妈识字》1956)、傅抱石(《抢渡大渡河》1951，《更喜岷山千里雪》1953)等均是这种情况。
1970年代末是一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为重新起草关于模特儿写生问题的文件，将拟稿任务交给了艺术教育司的干部蔡孑人。在当时主管艺术教育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和艺术教育司司长王子成的指导下，蔡孑人数次去中央美术学院院部及油画系和雕塑系进行调研。他发现当时有两种现象：一种是，少数学院领导者与部分老教授，他们的心境似乎仍被“文革”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学院派”“回潮”“复辟”以及“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等残魂余悸所缠绕;而另一种则是，很多中青年教师和不少系主任，向知情者多次呼吁：“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仅在抗击帝国主义方面是世界上少有的伟大英雄，而且在对待那半个世纪一直争论难休的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博大气魄和他并未将此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科学态度上，则更是中外领袖中罕见的真正美学家。
文化部的领导者应当迅速恢复毛主席批示的‘画画是科学’‘不要不行’的模特儿写生课。”
为了恢复人体写生模特儿课，1978年12月15日，经艺术教育司拟稿并以文化部文件形式，再次向全国各省市文化领导部门及美术院校发出了《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问题的通知》，此时距毛泽东关于模特儿写生问题的批示已经过去了13年。
《通知》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在使用模特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许多干部和教师为此遭到迫害，美术教学质量和创作的基本功严重下降。”粉碎‘四人帮’后，有些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至今心有余悸，不敢使用模特儿进行基本功训练。
现经我部研究，认为1965年11月11日中央宣传部转发的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是正确的，所做的几项规定是可行的。为了拨乱反正，特将中央宣传部《通知》和文化部党组的《请示》报告再次重印转发，望遵照执行。”从通知中不难看出，在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上，是何等的复杂与艰苦，何等的缜密与慎重了。
此后，为继续推动对毛泽东“批示”精神的恢复与贯彻，同时又强调对人体模特儿写生课程的管理，文化部又曾于1984年发出过补充性的“通知”，主要强调应根据美术院校不同专业的实际需要和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的循序教程认真安排人体写生课，并重视提高师生及模特儿工作者的审美情操。 1979年，中央美术学院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二年，创刊于1957年的院刊《美术研究》也恢复出版。复刊后的《美术研究》第1期的封面发表了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断臂的阿芙罗底德》(即《断臂维纳斯》)，重点发表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邵大箴《关于人体模特儿》的长文和雕塑系教授钱绍武的文章《为什么要画祼体模特儿》，并且在封三发表了徐悲鸿留学法国时期所画的女人体素描。邵大箴在文章中称赞毛泽东“批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指出“林彪、”四人帮“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长期以来封锁和抵制毛主席关于模特儿问题的批示，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反对艺术科学，蛮横地禁止画模特儿。”邵大箴针对毛泽东“批示”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结合中外美术史上的诸多例证，做了精辟的阐释。指出画石膏像和临摹都不能代替对模特儿的写生和研究，不能因为模特儿这个方法是资产阶级美术教育中首先使用的，我们就要宣判它的死刑，对人体美的正确认识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审美观的组成部分。钱绍武的文章从艺术家的角度，更加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人体艺术的丰富性、复杂性，指出中国传统艺术对于人体的理解和刻画存在不足之处，画裸体模特儿是值得采用的好方法，是绘画、雕塑的基本功。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文革后美术界的拨乱反正，全面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悄然打开了新时期中国现代美术和人体艺术的启蒙大门，这一期的《美术研究》因而受到美术界的广泛欢迎，在许多地方脱销。
1998年12月18日的《中国文化报》第3版，发表了文化部老干部蔡孑人所写的《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批示》一文，并且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批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批示的手稿，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毛泽东关于人体写生模特儿问题的批示的史实，使我们有可能比较清晰地了解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此后有关此事的所有文章与报道，其基本资料均来源于此文。
以上是关于“四清运动”前后毛泽东就人体写生模特问题的批示的历史回顾。对于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发生在50多年前的事情似乎非常遥远，但是，对历史事实的检索与回顾，可以让我们获得更为深阔的历史视野，让我们意识到，许多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与物(如人体写生)，其实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发生史，都是前人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对时代的发展做出了有限的推动。对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历史，从而更为真诚自信地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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