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维权人士陈光诚7月17日在“the takeaway”节目中表示，自己回国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说不准是什么时候。
在纽约公共广播电台（WNYC）7月17日公布的近15分钟谈话中，陈光诚提到，即便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令中共“非常不舒服”、“非常愤怒”，但他仍然希望能够回到中国。
采访中，该电台The Takeaway节目主持人哈肯贝里（John Hockenberry）（下图左一）。哈肯贝里19岁时腰部以下失去知觉而瘫痪，之后就一直在轮椅上发布新闻或进行采访。2008年4月，哈肯贝里开始担任WNYC节目The Takeaway的主持人。
陈光诚表示，残疾人地位是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
陈光诚：
我认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最重要方法是提高意识，使残疾人自身能意识到自己的法律和社会权利。中国1999年就制定了一部《残疾人保护法》，但这部法律的实行是存在问题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残疾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没有充分参与到该法律的执行过程当中。
哈肯贝里：根据你的经验，在你推动民众和残疾人意识到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政府有多大的反应？
陈光诚：
我认为中国政府总是试图尽可能逃避这样的麻烦事。如果它能只做一件事而非八件事，那它就只做一件。不只是在残疾人的权益方面，它会逃避所有麻烦事情。中国政府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改善残疾人的生活，保障他们的权益，但除非残疾人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并充分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政府是不会主动采取积极行动的。
哈肯贝里：
你失明让你变得更激进吗？成一个更强硬的反对者？
陈光诚：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以最高标准要求政府，这很重要。倒不是说因为我眼瞎了就在这个问题上特活跃特激进。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应该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当中，要求政府履行增强法制和正义的承诺。哈肯贝里：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有人对你说，“不，你做不了，因为你是盲人。”？他们是谁，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陈光诚：
这种情况我遇得太多了。不好说具体说是哪个人跟我说过，说我不该来美国。但确实有很多人跟我说，我作为一个盲人应该要别人来支持才是，我可不能靠自己独立生活。我觉得我可以独立，可以作自己的事情。这很重要。
哈肯贝里：
美国人常把这里看成是自由之地，那么你是否觉得纽约对残疾人而言是一个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
陈光诚：
我只能说有句话叫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事情都是相对的。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期我们都可以努力改变，也能够有所改善。来纽约后我发现了很多问题，在残疾人的易居性方面纽约绝不是完美了。比如为轮椅设计的增高的人行道和斜坡都不太完善，还有很多障碍，我认为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改善。
哈肯贝里：
苏姗，你如何设想陈光诚和这里的残疾人权利倡导者的合作呢？
苏姗（Susan Dooha，纽约残疾人自立中心执行理事）：
很高兴听到陈先生对实现残疾人权利提出的挑战。对进一步增强和执行残疾人的权益，这点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残障人士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生活，在教育中付出更多结果却不佳，在就业、住房和医保方面面临更多障碍。这些方面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至关重要，由此看出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不平等的，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整合。我们还面临耻辱，但现在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机会，了解全世界的活动家们如何处理这些挑战的。作为残疾人维权人士，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了解全世界的维权人士都有些什么共同点。
陈光诚：
我同意你的说法。残疾人的权利应该加强，残疾人自身应该参与到维权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这很重要。我想说，即便是有好的法律，执行起来也很成问题。这和执行的效率有关，而且我们残疾人应该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过程，确保相关法律得到执行。这才帮助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公正、更文明的社会，我们都能为这个过程出力。多哈：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残疾人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预警器，一旦一个社会无法包容族群的多样性，那同样难以对残疾人产生认同。作为残疾人，当我们在观察能够取得的成果时，我们能认识到社会系统的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陈光诚：
残疾人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拿残疾人这面镜子去照社会，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本身是不是残疾。残疾人的确面临很多问题，正常人没有这些，残疾人生活很不方便。但这些不方便可以通过一些相当简单的办法克服。所以积极减少残疾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异很重要。
哈肯贝里：
我们接着谈这个问题。可能的话的确要竖起这面镜子。因为它能激励一些人不再恐惧，而是行动起来倡导自己的权益。陈先生，有没有人被你打动，然后不再害怕，然后实现自己的权益？
陈光诚：
我以前所做的的确影响了很多人，但我要说一个特定的例子。当时的法律中曾有一条说残疾人免征农业税，但完全没有很好的兑现。我处理过这样的案子，就是有人没胆量，不敢把这事告到法院。但后来我们和这个人沟通后，他终于敢于告到法院，最后告倒了地方政府，拿回了他的一些税。后来也再也没有被强制纳税。这个案子鼓励了很多其他人也跟着维护自己的权益。
陈光诚：
在这里我们的办法是一样的。作为残疾人我们要通过事例来引导。我们提高自我辩护的能力，我们发展辩护能力是为了改变制度。而且我们相互指点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取得胜利。我们一道改变法律实施的方式，改变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改变他人内心的想法。这是我们在纽约做事的核心。
哈肯贝里：
取得合理的选择。
这是个教训。
陈光诚：
当然，美国大不相同，在这里可以自由组织、集体行动，但在中国这样做相当危险，人们也害怕那样做。所以除了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我们还得解决我们所处的大环境的问题。
哈肯贝里：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基础的一些东西。你是如何令中国政府如此抓狂的？他们会让你回国继续这一工作吗？
陈光诚：
我认为回到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说不准是什么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当局，要让中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很多时候（中国）政府都会忽略那些问题。我想，像我们这样参与维权行动的人已经提出了一些令（中国）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非常气愤的某些问题。
哈肯贝里：
听到这些有人会说，好吧，这样吧，我们给残疾人减税，给他们工作。但这样又怎么能改变那些被拷打、被非法监禁、拘留以及强暴的人的人权状况呢？这怎样能帮助那些方面呢？
陈光诚：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利用法律程序和诉讼非常重要。在很多案件中我们都涉及这些方面，也包括你之前提到的。我认为不管是否涉及残疾人，实现更好生活的基本权利，不管是不是比那更严重的案例，我觉得运用法律程序都是同样重要的。
哈肯贝里：
陈，在中国的记者芬比（Jonathan Fenby）想向你转达一个问题。他想知道你是否因过去几个月间发生的一切而改变了？你认为律师们是否可以唤醒宪法，或者是中国的各级政府仍将继续自行其是，把一切抓到自己手里？有什么改变的证据吗？陈光诚：
我认为（中国的）律师在推动宪法的执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很多案子成功了，也有案子失败了。失败的案子往往是其它因素已经超过了律师的控制范围。但这不能否定律师在宪法的执行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哈肯贝里：
陈先生，你是否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立即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CRPD），你是否会力劝凯里议员（John Carey）将其提交到国会的相关委员会？
陈光诚：
我认为像美国这么重要的国家，批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是美国国际角色中很重要的部分。美国参与到全世界的人权活动中，我认为参议员和政府的人应该推动美国批准这样的公约。但是我到美国还没多久，还不完全明白整个过程。那美国不批准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效率低还是说遇到了什么重大障碍？
哈肯贝里：
陈先生，很多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中国、北京、华盛顿……或许也有很多共同点吧。
陈光诚：
我认为所有国家多少都有共通的地方。所以重要的是，全世界的残疾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推动这些权利，能找到共识，找到能把我们聚拢、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找到把我们聚拢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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