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台北宁夏路上的一栋老式洋房里，当蒋碧玉无意提起“幌马车之歌”五个字时，蓝博洲突然眼前一亮。这五个字瞬间扫清了这些天漂浮在他头顶的愁云。
28岁的蓝博洲，当时已辞去《人间》杂志的工作，专职从事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调查和写作。当时他手上的课题是“寻找锺浩东”。
1949年秋，震惊整个台湾的基隆中学《光明报》案，主犯就是锺浩东。锺浩东当时明为基隆中学校长，实际上是基隆地下党的负责人。从1948年开始，锺浩东以基隆中学为据点，在台湾秘密刊行共产党地下刊物《光明报》。1949年秋天，《光明报》被国民党查禁，锺浩东因此被捕，并于1950年10月被杀害。在蓝博洲看来，正是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拉开了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
1988年9月，记叙“锺浩东生命史”的《幌马车之歌》，在《人间》杂志发表，随即获得了未曾料到的反响和轰动。时至今日，关于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实文学，极少有出其右者。
今年5月，《幌马车之歌》由法律出版社在大陆出版。据此，南都记者采访了三个代际的台湾人。走出广义的“白色恐怖”25年后，他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高压的日子，还关心吗？
蓝博洲与“白色恐怖”调查写作
“但历史的迷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之间，我还无力拨开迷雾，进而找到自己在历史的场合当中所站的位置。”
在写出《幌马车之歌》之前，蓝博洲对“白色恐怖”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
台湾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一般认为是，1949年国民政府南渡台湾后，在岛内大肆搜捕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当时在岛内，共产党员不超过一千人，但据保守估计，在长达五年（1949-1954），席卷全岛各个角落的整肃期间，有包括地下党在内的三千多人被枪决，又有超过八千的民众被判处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但“恐怖”的意义不止于此。长时期的整肃及特务统治，令渡海而来惊魂未定的外省人，以及由于“二·二八”受到残酷镇压的本省人，无不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虽然大规模抓捕早在1954年便结束，但“恐怖”则要等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严才开始慢慢消散。
出生于1960年，在大人们“沉默”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蓝博洲，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家乡苗栗镇在白色恐怖时期是有名的“红区”。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坏以后，很多流亡党员和知识分子都集中于此，一边劳动一边逃亡。在整肃期间，很多人在这里被逮捕枪毙。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恐惧是隐性的。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小孩离开家去别的地方上学，父母都会特别交代你要乖乖读书，尽量莫谈国是，不要随便乱批评政治，外面的事情不要管。当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后来才理解这些都是历史的阴影。”蓝博洲说。
当蓝博洲1979年到辅仁大学念书时，显然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大学期间，由于醉心于文学，他结识了杨逵和陈映真，他们是日据时代兴起的乡土文学大家，也是有名的政治犯。
蓝博洲开始对过去不久、充满禁忌的台湾近现代史产生浓厚兴趣。
他偷偷阅读了《无花果》。《无花果》是吴浊流前半生自传，在内文中，他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二·二八”。这是蓝博洲读到的第一本详细提及“二·二八”始末的著作。
“但历史的迷雾，实在太浓太重了！一时之间，我还无力拨开迷雾，进而找到自己在历史的场合当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于经常陷入思想的苦闷当中。”在回顾写作历程的文章中，蓝博洲如此描述当时的状态。蓝博洲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政治上迷雾渐散。蓝博洲开始接触到一些50年代幸存的政治犯。1987年，蓝博洲加入由陈映真领导的《天下》杂志，他接到一个任务关于“二·二八”的田野调查与写作。
1987年的台湾，解严前夕，整个社会蠢蠢欲动，谁都知道马上会发生点什么。而国民党政府也像是憋足了气，像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下，“二·二八”仍是一个充满禁忌的话题，市面上也见不到任何涉及“二·二八”事件的出版物。怀揣着对《无花果》中“二·二八”的粗浅印象，蓝博洲忐忑地开始了调查。
结果可想而知。在岛内寻访了一个多月，蓝博洲没有采访到一个核心当事人，最终稿子也被编辑部退稿。“我知道这个题难做，连找到受访者都很难，一度想放弃这个题目。”蓝博洲说，结果陈映真找到他，一半鼓励一半命令式地要求他继续做下去，“我也就只好想办法继续做做看了”。
很偶然的机会，在朋友聚会上，蓝博洲读到了一本由台湾军方印行的关于“二·二八”的小册子。他注意到，里面明确提到一个“中共台湾省工会”的“台大学生”领袖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如果记录是真实的，那这个台大学生领袖应该就是整个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我要是能通过这个人写史，应该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蓝博洲说。
蓝博洲立即找到之前认识的老政治犯林书扬，想找他了解这位“台大学生”领袖的情况。不过，林书扬说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林书扬倒是向蓝博洲提到另一个政治犯郭琇琮，他是日据末期到光复初期台湾学生运动的领袖，也是当年台北学运四巨头之一；他在1947年开始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他最终在1950年的红色肃清被杀害。
到这时，蓝博洲才明确地认识到，在“二·二八”之后，台湾还有一个更少被人提及、禁忌更多的时期50年代白色恐怖。在被郭琇琮的经历深深震撼的同时，他当即判断，郭琇琮的故事可以用来写长篇报道。在林书扬的帮助下，郭琇琮的遗孀答应接受蓝博洲的采访。
“以前以为"白色恐怖"就是"二·二八"，通过对郭琇琮遗孀的采访，我才知道"白色恐怖"其实同共产党有关，并不是台独派说的国民党杀台湾人，外省人杀本省人那么简单。在采访的最后，郭琇琮的遗孀告诉我，临行前一天，郭琇琮在写给她的小纸条上交代的遗言，是让她把他尸体烧了，骨灰撒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或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有些帮助。这跟我之前接触的政治人物完全不同。”蓝博洲说。
1987年7月1日，郭琇琮的故事以《美好的世界》为题在《人间》杂志低调刊发。
时隔近四十年，在台湾报刊上出现记叙当年中共地下党人的报告文学，即刻引起轰动。蓝博洲说，因为这个报道，陈映真也被警备总部约谈，国民党当局也曾大量搜购这期杂志，以减低其社会影响。
好在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正式宣布解严。受郭琇琮理想主义的感召，蓝博洲辞去了在《人间》杂志的工作，顺着慢慢展开的线索，开始系统挖掘被湮灭的台湾人的故事。他开始挖的第二个人物，是锺浩东。
《夏潮》与台湾民主化进程
“在台湾，其实没有左不左的问题，有的只是在自由主义中的倾向问题。”
85岁的张朋园已经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退休15年，但他每天仍会去办公室工作7个小时。几乎任何时候打电话去他办公室，都能得到他热情的回复。"白色恐怖"是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就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这也是国民党的老传统了。”听到南都记者提到“白色恐怖”，张朋园下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他太久没与人正式聊过这个话题了。“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本身就是个大教训，他更需要严格的管理，就怕有人反对他。而反对多半只是言论而已，所以国民党来台，极力压制言论自由。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你稍微讲点敏感的东西，就会被记录下来。随后就会观察你，看你是否会有更进一步的行动。”张朋园详细地补充道。
张朋园是“白色恐怖”的亲历者。1949年，23岁的他随部队来台，最初住在军事学校里。当时的军校每晚都会有抓捕“共匪”的广播，奉劝他们自首投降。“广播里都是些，"共匪啊，你藏在角落里我们都看得到你，赶快出来坦白，否则我们就要把你抓出来，不然就活不了"之类的”。
军校学生们自然清楚，这是学校例行其事，不会真的有“共匪”因此自首投降。但身边有共产党，是当时人普遍的感觉。“当时正是左派的活跃期，到处都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张朋园回忆道。
“这也正常，年青人对社会都是不满的，自然觉得马克思的东西好，我当时也很喜欢看马克思的著作。”张朋园说。
国民党渡台初期，由于局势紧张，在短期内抓捕并杀害了一大帮人。虽然白色恐怖在1954年偃旗息鼓，但在“防共”口号下的“戒严”却被无限期地拉长，人性也被无休止地扭曲。
“大部分人以安全为上，尽量不去自找麻烦。”张朋园说，很多人在发表言论前都会自我审查，担心自己的话说出去就会被人记下来，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在当时非常流行。
在这种气氛下，受尽颠簸的老一辈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但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青人却早已蠢蠢欲动。虽然信息被严格封锁，但世界潮流仍然夹杂在风中，从太平洋呼啸而来。撞击世界的1968年，已经近在咫尺了。
1960年代，评论家吕正惠正在台湾大学念书，他后来成为中国统一联盟主席。谈及1960年代，他说：“所有人也都知道国民党是假民主真专制，他们都希望能够按照自由主义的精神，实现台湾岛内的民主。到1968年，岛内民主运动已成为反国民党的运动，”当时大陆正在"文革"，我们都想着"文革"多好多好。
正是那个时候，青年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保钓运动”和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刺激了岛内的左翼思想进一步燃烧。"保钓运动"发生后，国民党根本不敢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吕正惠说，再加上1971年，台湾被赶出联合国，许多海外留学生转而支持国民党的死对手共产党，认为只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政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认同也由中华民国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强大逆反心理作用下，台湾逐渐出现一批对社会主义保有浓厚兴趣的年青人。1975年，由于“民主台湾联盟”案而入狱的陈映真，由于蒋介石去世而获特赦出狱。他早在1960年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主台湾联盟”正是由他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体。由于陈映真强大的号召力，这批青年便团结在陈映真周围，与保钓结合，成立了《夏潮》杂志。
“《夏潮》是一本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他背后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1950年代白色恐怖后幸存的地下党员。”蓝博洲说，这相当于把过去切断的历史又连接了起来，新一代自发性的左倾同有组织的地下党联系了起来。
《夏潮》主要发表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在《夏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关心现实，批判现实，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作者有黄春明、唐文标。虽然《夏潮》属于公开出版的刊物，但仍有一定的禁忌。吕正惠当时已经在大学任教，但仍然只能偷偷摸摸地阅读《夏潮》，除了几个亲密朋友，也不敢让更多人知道。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夏潮》影响了包括吕正惠、蓝博洲在内的一大批年轻人。
这让国民党感觉到了危机。蒋经国准备接班时，两岸局势出现危机，国民党准备整肃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集团，给他们扣上“工农兵文学”的帽子，将他们都打成共产党，跟别的党外运动一起，制造一些政治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最终由国民党党内人士胡秋原斡旋，最终蒋经国并未整肃乡土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乡土文学论战取得胜利，之后，台湾整个思想氛围、方向都发生了巨大扭转。”蓝博洲说，从反共时代的郁闷到1960年代现代主义西化派的虚无，最终回归到乡土。年轻人开始上山下海，为劳工农民渔民服务，电影也开始有新写实主义，社会开始有了另一种全新的氛围。
在1980年代，与《夏潮》所代表社会主义思潮同时兴起的，还有蓬勃发展的岛外民主运动。它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反对国民党。
“那时候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根本不知道民主运动里有一大批台独分子，他们在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活跃了。”吕正惠说，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6年，台湾民主进步党组党，整个台独的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当时整个运动一下就变成台独了，我当时是又惊讶又愤怒，这不是公开地骗我们吗？”
在愤怒中，《夏潮》同仁们迎来了解严，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无论是《夏潮》还是党外民主运动，秉承的都是自由主义要求言论、集合、出版自由的基本理论。“在台湾，其实没有左不左的问题，有的只是在自由主义中的倾向问题，不会有人再想回到集权主义了。”张朋园说，“白色恐怖”最终慢慢消散，也正是得益于各个团体不断向国民党要求自由，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大，国民党也不得不稍微退让，这是时代在演变。
“这样一步一步逼出了台湾的民主政治，随着民主政治的气氛的成长，白色恐怖也慢慢地消退了”。
新一代台湾人的历史解读
在台湾当前复杂的选票政治背景下，如何解释“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成了政党利益的砝码。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知道呢？
叶光毅是台湾成功大学都市计划、交通系教授。现年63岁的他，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像很多教授一样，还没等你说完来意，他就会忙不迭地给你推荐几本参考书。叶光毅谈起问题喜欢说因果关系，讲究思想武装。他是叶盛吉之子。
叶盛吉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台湾著名史学家戴国辉曾说过，1923年台湾有三个男人出生，叶盛吉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李登辉和彭明敏。而叶盛吉又是其中学历最高、死得最惨的。叶盛吉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院，台湾光复时，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开始认同中国共产党。
1949年5月29日，叶盛吉在行医过程中被逮捕，并于11月29日被枪决。叶光毅出生于10月2日。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但叶光毅仍然对叶盛吉充满了热情。叶盛吉身前留下了大量手稿。“当时虽然不懂思想，但我看到父亲画的很多漫画，很多文字，往往写得很有道理。一些医学院的插图、笔记、日记，也非常感人。”叶光毅说，“这种人怎么会被这么多人唾弃呢？”为了弄明白叶盛吉留下的大量日文资料，原本打算赴美留学的叶光毅，在1975年改去日本留学，一边学习日语，一边钻研叶盛吉留下的材料。从1983年开始，叶光毅陆续整理和研究了叶盛吉留下的所有材料，并走访了尚且在世的，与叶盛吉有所往来的政治犯，通过与他们互动，慢慢串起叶盛吉生命史的各个部分。
“可悲的是，很多人说我父亲是被人冤枉的。”叶光毅说，父亲根本就不是被冤枉的，他自己非常清楚所做的事。很多受难者家属，因为对自己父亲或丈夫所做的事情不了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加上又有来自政府的压力，往往会说，“是因为他们不懂事”。“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尊重，有些人确实有这个觉悟，他们就是为了祖国，敢于挺身出来。”叶光毅说。
不过，像叶光毅这样仔细研究父辈的第二代可谓少之又少，蓝博洲甚至断言台湾可能仅此一位。
叶光毅的孩子就对祖父的故事没有兴趣。“每次我喃喃自语似的讲这些事时，他们就觉得烦，好像我永远生活在叶盛吉的世界里一样。”叶光毅说，他能理解孩子们的反应，要让他们理解这些东西还是有困难的。
蓝博洲的儿子今年22岁，他也不愿意了解这些历史。“他小时候还会看我的书，也会交流过去的事。可当他后来碰到同学，人家觉得他看这些书完全就像外星人。他就想和别人一样，我们的东西自然就没地方卖了。”蓝博洲无奈地说。
“不过，也没什么好不安的。”叶光毅说，可能他们还没到能理解的时候。像他自己，也直到四十岁才开始理解叶盛吉背后的理念。
在台湾当前复杂的选票政治背景下，如何解释“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成了政党利益的砝码。“教科书里，国民党一开始是提都不提，后面加入了"二·二八"的内容；民进党则是大谈"二·二八"，加进去许多自己的东西；至于"白色恐怖"，谁也不愿谈。”
吕正惠说，这使得当前台湾，知道“白色恐怖”的人仍然微乎其微。
针对“白色恐怖”，民进党现在还有一个论断。“他们说，当时很多人参加地下党，也同情共产党。但之所以选择共产党的原因在于，对国民党太失望了，最终病急乱投医才找的共产党。”吕正惠说，所以在民进党看来，当年的政治犯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之下做出的，一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错误的选择。
“这完全是他们（民进党）胡扯，他们（政治犯）认为台湾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如果不管对不对，谁会平白无故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呢？”吕正惠有些愤怒地说。
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知道呢？
夏晧清是叶光毅的博士生。平时叶光毅关于叶盛吉的文章和材料，都是夏晧清在帮忙处理。在接触叶光毅之前，夏晧清对“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并没多少了解，记忆中，只有中学教科书上对“二·二八”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印象。
“对叶老师而言，做这些事情，或许更多是对父亲和家庭的交代，为了帮父亲平反。”夏晧清说，如果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让世人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不管是好是坏，不论做法如何，至少让人知道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为了台湾、为了理想牺牲，都足以给世人起到警示的作用。
至于蓝博洲和吕正惠，夏晧清之前并没太多了解，“如果只是他们单一的说法，没有与政府产生对话，很难引起人们关注。”
“对现代人而言，过往的事早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要想让他们有兴趣，就必须让事件本身成为一个话题，这样才能受到关注。”夏晧清说。随着台湾现代社会的逐步成熟，社会结构日趋稳定，物质消费快速更新着人与人的关系。“现在很难有人有理想主义的热血了。”夏晧清说，现在他们最关心是自己的生活怎么过，都是一些比较“小我”的东西，至于国家，没有谁会再像60、70年代那些父辈那样去关心和思考了。
《幌马车之歌》：生死成毁，无处可逃
1988年9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在《人间》杂志发表，获得了未曾料到的反响和轰动。时至今日，关于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纪实文学，极少有出其右者。
用了近一年时间，蓝博洲走访了几乎所有健在的，与锺浩东有过密切联系的当事人。其间访谈最多的，是锺浩东的遗孀蒋碧玉。主体采访完成后，蓝博洲在台北近郊的山上租了间农舍，切断与外界联络，开始了“锺浩东生命史”的写作。
真正写起来，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尤其是在写法上。蓝博洲最初按编年史的方式，条分缕析锺浩东生平。照着这种方法，勉强写了三万多字就停了下来。“当时总觉得不对，觉得这样写，有点可惜了。”蓝博洲意识到，许多之前让他深受感动的细节在这样的写法里慢慢流失掉了。
一次闲聊中，蒋碧玉再次跟蓝博洲聊起锺浩东行刑当天的细节。
“一般人被点名（行刑）后，狱友们往往会为他唱《安息歌》送行。但锺浩东却是唱着《幌马车之歌》走出去的。”这个细节，是锺浩东被枪决大约15天后，一个从绿岛回来的基隆中学的老师转述给蒋碧玉的。
“《幌马车之歌》是什么歌？”
蓝博洲问道。
“那是我们谈恋爱时最喜欢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浩东说他每次唱这首歌都会想起他南部家乡的风光。”蒋碧玉回答说。
歌词大意是：黄昏时候，在树叶散落的马路上，目送你的马车，在马路上幌来幌去地消失在遥远的彼方。……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
敏感的蓝博洲一下捕捉到了《幌马车之歌》中丰富的意境。他将锺浩东的生命史同《幌马车之歌》融贯起来，由行刑这个序篇开始，将锺浩东的生命分为八个乐章，一以贯之，“整个结构出奇地完整，所有内容也都活起来了”。
蒋碧玉的离世与历史的无情
第一版《幌马车之歌》刊发后，蒋碧玉有些不开心。虽然她千叮万嘱，蓝博洲还是在文章里提到了《光明报》案，她害怕这件尘封已久的匪谍案再次给她的生活带来威胁。
蓝博洲将蒋碧玉的反应归结为“白色恐怖后遗症”。“他们这类人就像得了AIDS（艾滋），所有人都怕他们，在反共的社会氛围里，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在内地出版的《幌马车之歌》正文前，收录有蒋碧玉抱着青年锺浩东遗像的照片。蒋碧玉皮肤粗糙，眉头紧皱，让额头的皱纹也格外曲延深陷；眼神凛冽，却又空洞黯然。同蒋碧玉相比，她手中的锺浩东倒更像个少女，文静恬然，眼神忧郁。
之后的事实证明，蒋碧玉的担忧大可不必。相反，锺浩东与蒋碧玉的故事受到大众的重视，蒋碧玉也因此走向前台，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幌马车之歌》在岛内引起巨大震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电影导演侯孝贤的两次改编。1988年，侯孝贤正在拍摄以“二·二八”为主题的电影《悲情城市》。读完《幌马车之歌》以后，侯孝贤深受启发，立即在《悲情城市》中加入了一条新的叙述线，将《幌马车之歌》的若干情节压缩到了《悲情城市》的后半段中。《幌马车之歌》也被当做狱中难友送别的离歌，第一次在屏幕响起。
1994年，侯孝贤又以《幌马车之歌》为底本改编拍摄了电影《好男好女》，锺浩东与蒋碧玉的故事被完整呈现在银幕上。蓝博洲也被邀请参加了《好男好女》的演出，他在其中扮演同锺浩东一起回国抗日的萧道应医生。
1995年1月10日，侯孝贤和蓝博洲在广东出外景。突然传来了蒋碧玉在台北病逝的消息。1月26日蒋碧玉的葬礼上，侯孝贤在分镜笔记本上随手写道：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处可逃。
侯孝贤一语成谶。1995年9月，《好男好女》上映；与此同时，由侯孝贤从《好男好女》预算中拨出资金、由蓝博洲负责执行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访谈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同期上映。一系列的大动作，再次在台湾社会惊起一阵涟漪。但很快，《好男好女》被侯孝贤存档，《幌马车之歌》也被人渐渐遗忘。
“二·二八”VS“白色恐怖”
“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不是一件事。“二·二八”是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2月27日到3月8日之间对本省人的镇压，这段时间史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一般说的是1949年12月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北以后开始逮捕整肃，一直持续到1954年台湾当局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之时，所以又称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
“二·二八”同“白色恐怖”的性质也完全不同。“二·二八”是地方性的官民冲突，是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暴动。而“白色恐怖”则是流亡政权基于巩固自身而对潜在地危害它的政治异议者尤其是共产党展开逮捕整肃。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蒋介石枪毙的人全部都是外省人，其中有两个台湾籍，那主要是因为从大陆回来的。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重新开始支持他以后，蒋介石才开始对本省籍的涉案被捕的人开展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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