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份王立军事件开始，中国接连发生了陈光诚事件、李旺阳事件以及什邡民众示威等种种让中共感到棘手的事情，而政法系统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检法等政法部门在处理这些事情时的简单、粗暴、无知都成为遭到海内外舆论批评的理由。对此有接近公安部的知情人士对透露，实际上公安部及整个政法系统高层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问题是，在现在整个政法体系中，中央层面和地方组织存在严重脱节的情况，中央精神无法顺畅贯彻到地方之上，造成地方政法官员在遇到此类问题时不知如何去做，只知一味打压，最终往往适得其反、酿成大祸。
万名政法官员受训
该知情人士透露，例如王立军、陈光诚、李旺阳以及乌坎、什邡等事件，都存在“地方惹火、中央善后”的情况。目前例如公安部等中央部门，在处理此类社会性群体事件、维权或政治异义人士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沟通和解决措施，但是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开放地区外，中央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并没有被地方官员很好的领会，因此他们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就会显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再加上“山高皇帝远”的心态以及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这个特殊的政治年份，种种因素导致地方政法系统今天的尴尬不利处境。
不过该人士也进一步强调，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在政法系统高层看来，他们不会、也不能从早期过多干预地方政法系统的工作，“毕竟公安部负责的是全国范围内的统筹部署和中央精神的贯彻，中国这么大，如果每次地方上的事件都需要公安部插手才能解决，那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而且在他们看来，如何教会、引导地方政法部门学会解决如陈光诚、李旺阳此类事件，才是当务之急。
从目前看来，中共也正是在如此做的：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省、市、县3,300多名政法委书记开始在北京接受培训；随后，公安部也开始第一期对于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集中轮训中；除此之外，据悉大陆各省级公安机关近7万名基层所长、队长也即将全部接受中央集中轮训，对此一位公安部人事训练局负责人称“这一系列培训，在中国公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时间再往前推，2009年，1,000名县级法院院长也开始分4批接受培训，而更早之前的2008年年底开始，中国3,500多名县级检察长、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2,000多名县纪委书记、600多名监狱长分期分批地到省城或北京接受集训。所以从2008年至今，总共有万余名地方政法系统官员接受中央培训，这也印证了此前在《政法改革启动 孟建柱角色凸显》所说的中国政法系统正在进行全面改革的观点。
培训效果不明显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此大规模的培训基层官员，表明中共目前希望这些培训能收到良好效果。但这样的培训能否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效果，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官员执行法律、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矛盾突发期，各个领域的制度还有待健全。尤其存在着高层级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政令梗阻现象，即民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在政法系统层面，表现为中央政法委必须借助各地方公检法部门执行法律、政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间环节过多。而每一环节的官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法律、政策的执行力度会逐渐递减。到一些基层政府那里，官员对法律、政策有选择地执行：对自己有利者就执行，甚至以违法违规的手段强化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则不予执行或者消极对待。例如在广东乌坎事件中，对于乌坎村民的土地要求，事实上在中央甚至广东省政府层面，都曾有过明文规定，温家宝在2011年农村土地工作会议上曾表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这一精神到了县、乡政府执行时，却产生了一定的扭曲，并没有切实保障这种土地财产权，从而激起民愤，导致了事态的扩大。
而这种政令不通的情况在近十年中不断扩大的政法委系统中尤其突出，地方政法组织因此出现低效率、盲执行的情况也表明中中央层面对此缺乏足够的控制和约束激励。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政法委所能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下发更多文件，三令五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越过中间层级的政府，把自己的意图直接传达给基层政府官员。过去若干年来，高层级政府对基层干部的集中培训一直在进行。寄希望于通过培训，让基层政法官员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法律、政策，可以获得关于国家形势、高层动态及本领域的现状，让官员在以后面对如陈光诚这类的维权人士、乌坎、什邡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乃至李旺阳一类的政治异见人士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妥善处置。
不过，培训毕竟只是培训，一个官员在接受培训时可能会受到很大触动，但到了岗位上却可能表现得跟以前一样。毕竟，其行为模式主要是由现实利益驱动的，是由他所在的制度框架塑造的。如果制度没有较大变革，则他的行为模式很难有太大变化，其执行法律、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就很难有较大提高。这就要求中共对政法委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而目前公安部长孟建柱似乎正在成为这场的主导人，政法系统的十年沉疴，能否在一朝得到解决，值得外界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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