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中国的西南边陲，1959年达赖喇嘛从这里流亡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台湾，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失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达赖喇嘛与中共的谈判仍正于“尴尬”中，而曾经有血海深仇的国共两党已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甚至连“和平协议”都已摆上了台面。
曾经，两岸也徘徊于是和平解放，还是武力解决的选择中，但马英九所带领的国民党，以善意为出发点、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与“台独”彻底切割，迈出了两岸“破冰”的第一步。那么达赖喇嘛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又何尝不可以善意为出发点、以西藏人民的福祉为依归，迈出“破冰”的第一步呢？如此，“大和解”或许就不再是痴人说梦。
做连战、马英九还是李登辉、陈水扁
自2010年2月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与中共统战部最后一次接触后，时断时续的对话至今又两年多毫无音讯。自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至今，与中共谈判几轮对话下来都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观曾经有打打杀杀、血海深仇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得益于于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 “破冰之旅”，一举化解了台海略显剑拔弩张的危机。而后，随着国民党马英九的上台，从“大三通”到ECFA，两岸关系已经逐渐正常化。
1987年蒋经国开了退伍老兵回乡探亲的先河，“汪辜会谈”达成“九二共识”，让两岸坚闭的大门露出了一条缝隙。但开始于1992年的两岸交流因1995年李登辉访美而中止，后来又因“两国论“雪上加霜，随着鼓吹“台独”、主张“一边一国”的陈水扁上台，两岸关系进入冰冻期。“台独”成为发展两岸关系的最大阻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整个台海地区的稳定。但2005年的“胡连会“成为两岸关系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据连战本人所讲，“国民党虽为在野党，但是有责任为2,300万人民的福利打开两岸的僵局”。在观察人士看来，连战此行的意义更在于，连战和国民党以自己的行动，推动台湾民众和社会各界更客观地认识大陆，了解大陆，打破“台独”势力关起门来随意描绘大陆的话语霸权。
胡锦涛与连战的会晤，在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就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的问题及交往事宜，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会谈公报。那么，同样的，达赖喇嘛也有机会与中共，在反对“藏独”、放弃“西藏自治”的基础上促成对话，就促进海外流亡藏人福祉的问题事宜，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在适当的时候展开“破冰之旅”。国共两党都可以通过对话“一笑泯恩仇”，何况是达赖喇嘛与中共的对话。
曾经镇守西藏8年的陈奎元说过这样的话：“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话看似充斥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思想，但这恰恰反应了中共的底线。
对于中共来说，“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的底线即是保证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即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这就需要看已经“退休”的达赖喇嘛的自己选择，是想向连战、马英九方向发展，破了目前的僵局，还是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继续自己的政治使命。2005年5月2日，连战在上海香格里拉饭店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不能够让‘制宪’、‘正名’、‘去中国化’、武断的‘台独时间表’来打破我们整个幸福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以善意为出发点、以信任为基础、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为民族的长远的利益考虑呢？国民党有责任让台湾人民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那么，作为藏人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是否也可以以数百万藏人的福祉为依归，说出同样的话呢？“拖死”达赖喇嘛非首选
中共亦需要衡量，是想如两岸如今这样祥和的情况，还是希望与达赖喇嘛维持现状，一味拖到达赖喇嘛圆寂。在观察人士看来，“拖死”达赖喇嘛，绝非上选。首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合法性并不是中共单方面所能确认的，还要得到藏人和藏传佛教的认可。更何况达赖喇喇嘛已经宣称，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当然，北京可以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喇嘛，但未必能得到境内外藏人的认可。而如今达赖喇嘛已明确表态，如果北京还想自立转世灵童，势必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届时，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其次，一旦达赖喇嘛圆寂于海外，洛桑森格大可在海外立一个转世灵童，轻而易举地就能控制住他，让转世灵童成为自己的傀儡，这样风险则更大，势必会打着各种旗号与中共继续斗争。
中共必须要看到达赖喇嘛的潜在机会。如果达赖喇嘛能回到中国，哪怕只是开启一次“破冰之旅”，即便他仍会说中共的种种不好，但对藏人来说，心灵人就不再是不能愈合的，会在民心改变上起到很大作用。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那么，能够对数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同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和解”，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出路。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就难稳定、祥和。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亦需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
事实上，达赖喇嘛曾经公开表示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有强烈的回国意愿。至于为什么中共不同意让达赖喇嘛回国，除了双方在西藏问题上有分歧之外，达赖喇嘛本人的政治影响力是重要原因。中共的担忧是能够理解的。2011年的 3月10日，达赖喇嘛在公开讲话中正式宣布，他将不再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之后的采访中，他也多次表示“已经将政治权力转移给洛桑森格”。然而，可惜的是，达赖喇嘛一年多来始终也没能让自己的言行彻底打消外界对他是否真正不理“朝政”的疑虑，这也就难怪中共的疑虑。
但如果达赖喇嘛希望成为马英九、连战，能够与中共达成某种妥协，再更为彻底地做到政教分离，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达赖喇嘛的确提出过，“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办法，并围绕“中间道路”大做“为藏民族寻求真正自治”的文章，但同时也提出过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要求。他说：“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政治属性，而后者是宗教、文化属性的。如果达赖喇嘛能够放弃政治诉求，只谈宗教和文化以及他个人的前途问题，那么，中共与达赖喇嘛就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彼此也并不构成实质性的矛盾。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对此做出承诺，仅是以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回到“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的诉求上来，那么让他有机会回到中国，就像当年连战第一次开启两岸破冰之旅那样，比如安排达赖喇嘛在其出生地青海开个法会传播藏传佛教文化，那又有何不可？
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首度提出了“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新主张，并明确了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的“政经分离”原则。同样，在未来处理西藏问题时，亦可仿效，在达赖喇嘛回归宗教、远离政治的基础上，达成“大和解”，明确在处理西藏问题时的“政教分离”原则。
“切割”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利于“大和解”
自2009年以来，已有43名藏人自焚，这是达赖喇嘛“退休”，将政治权力转移给洛桑森格后的新动向。对于如此多藏人牺牲生命，起初在2011年11月达赖喇嘛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首次表示，“不鼓励喇嘛自焚的举动”，并质疑“这种自焚方式的效果”。而后，达赖喇嘛今年5月中旬在伦敦被记者问及时回答说：“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我的回答应该是零（should be zero）”。然而，日前达赖喇嘛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针对藏人自焚事件说：“如果给予负面评价，会伤害自焚者的家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可不容易。因此我不希望造成某种‘这（自焚）是错误的’印象（I do not want to create some kind of impression that this is wrong）”。在观察人士看来，达赖喇嘛今次的表态，难免让人感到失望。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曾当众宣称：“我们都摒弃暴力，因为我们知道暴力抗争会导致新的暴力和苦难。我们始终坚持着非暴力原则，不希望给其他人造成痛苦”，而如今一席话，似乎从佛门精神领袖摇身变为满嘴“外交辞令”、言辞表里不一的政客。但细细推敲达赖喇嘛的回答会发现，他之所以“不希望造成某种‘这（自焚）是错误的’印象”的原因是，“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问题。而当前现实是，如果我对（自焚事件）给予正面评价，中方立即会指责我”。可见，达赖喇嘛在自焚问题上是尴尬的，而且，那些牺牲生命的自焚藏人们，弥留之际高呼的可是“达赖喇嘛尊者归来”的口号啊，在这个环境下让达赖喇嘛不得不这么说。
而反观洛桑森格，则与达赖喇嘛有极大不同。
去年11月，洛桑森格公开宣称，他敬佩自焚藏人的勇气，并说这些人是为了西藏事业，选择将肉身作为火炬点燃。虽然今年1月，洛桑森格在接受宗教新闻通讯社采访时则改口说：“我对自焚的立场与达赖喇嘛一致。达赖喇嘛一向不鼓励藏人采取激烈行动，甚至绝食都不同意。”然而，洛桑森格日前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又改变了一套论调，他说“在佛教哲学里，伤害自己是不是暴力或这种行为的动机（而不是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可以决定它性质，其中的复杂性是存在的”。
此外，洛桑森格还明确提出，“藏人正将自焚当做政治行动”，“如果中国政府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自焚事件将会立即停止”。可见，洛桑森格根本不愿制止自焚，更甚至是在煽动自焚，以求威胁到中国政府，换得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请求国际社会介入”。回忆洛桑森格在早先接受采访时说，他参选首席噶伦是为“打破哈佛大学沉闷（boring）但正常（normal）的生活”，而今，藏人不断自焚，不知洛桑森格是否感觉到生活很“刺激”？
洛桑森格对自焚的认知，与达赖喇嘛所处的无奈形成了反差，也由此看出，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的差别。就洛桑森格而言，他有非常大的政治野心，由于急于主导流亡政府，但又要面对此前在《洛桑森格：带着尴尬上路的政治代言人》一文中所提到的，他面临的“缺乏西藏文化和信仰的背景”、“无法与北京沟通”、“倘若达赖在他的任期内圆寂，精神领袖的力量必然顷刻间消散”等尴尬，所以他利用了自焚事件，利用了达赖喇嘛的尴尬，和他和稀泥的性格。自洛桑森格接管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后，所采取的路线完全不同于达赖喇嘛时代，如果以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必将会走向更为激烈、极端的一边。对此，相信达赖喇嘛有足够的智慧有所认识。
而这样的情况，对中共与达赖喇嘛的“大和解”是有利的，甚至有可能促成达赖喇嘛向连战、马英九的方向发展。只要达赖喇嘛能想明白，想当连战、马英九就需要和台独切割、和民进党基本教义派，不然就很可能会像蔡英文那样落败；想成为连战、马英九就需要和李登辉、陈水扁式的洛桑森格彻底“切割”。马英九都能在“九二共识”之下，坚持“不统、不独、不武”，全面实现两岸的“三通”，那么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为何不能推动在“一个中国”之下，坚持“放弃大藏区、放弃中间道路、放弃政治诉求”，实现西藏的“通宗教”、“通文化”、“通生活”之“三通”呢？这些方面都可以多听听达赖喇嘛这位藏传佛教尊者的意见。
中共已经在为此打基础，在西藏问题的处理上做出调整，不再单一的依靠镇压手段，而转为倚重柔性治理。那么，达赖喇嘛是否也应该去以一颗慈悲之心去真正为海内外藏人的众生着想？不说其他，光就是600多万藏人的生活问题，也只能是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才能得到解决，而这是达赖喇嘛以个人能力所做不到的，这也是他一直说西藏无法独立的原因所在。既然如此，达赖喇嘛难道不应更多的去为600万藏人福祉着想，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承着想吗？还请达赖喇嘛慎重考虑迈出西藏问题“破冰之旅”的历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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